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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
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
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
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
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
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
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
将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
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
着我们在场了。
周佛海这段故事，虽只是当时一些青年男女们恋爱纠纷的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这位代理
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
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
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总觉得这种结合影响周佛海的
思想和行为。就是党外的朋友们也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这使周佛海不无尴尬之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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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
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种
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
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政权的要角。这段恋爱看似属
于个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来，却也许是他一生事业转变的一个大关健！
当年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
他的到来使我们大为兴奋。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
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
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陈独秀先生改采这种观
望考虑的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自然向他谈到过马林的作风，或者也提到过
不满我对马林的迁就态度，这些事使陈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对他
的恋爱采取批评态度而有所改变，至少在陈先生面前并未继续给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陈先生到达上海以前约十天光景，李汉俊离沪到武汉教书去了。在大会以后，他觉得
被我们冷淡了，似感不快。李达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担任某项编辑工作，他也未确切应允，我
们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陈独秀先生抵沪之后大家会了面再走，他没有接纳我们的提议，就悄悄
的动身了。这件事引起同志们的猜测，有的认为他过去与陈先生有过意见的不同，因而故意
提前走了；有的认为我在大会中曾批评他的意见，会后又遇事不与他商量，因而生气走了。
李达虽然批评过李汉俊的主张，但也觉得我对汉俊不够客气。这些事也许使陈先生觉得我不
善于团结同志，在短期内就发生了这许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争执的更重要的事是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
去了。原来莫斯科本拟召开一次远东革命团体的会议①，后来定名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
九二一年八月，美国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参加，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
对台会议的紧急指示。他忙着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
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并未向中共中央征
求同意，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
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张太雷就拿着这封信动身走了。
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
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
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
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我向陈先生提起，马林曾
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名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反对列强
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次克举行，由共
产国际日本老社会党片山潜等东方要人具名邀请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中国方
面，除由他以共产国际名义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并希中共中央予以协助外，其余各
革命团体概由中共中央代为密邀等等。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并同意派代表参加。至于张太
雷去日本的事，他并未向我说到。我向陈先生建议先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
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
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
这种答覆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
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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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
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
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
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
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
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
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
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
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
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
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
说：“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
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
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
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
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
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
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
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
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
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
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
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
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
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
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
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
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
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
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
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
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
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
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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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