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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如意算盘，还是马步芳再定乾坤的痴人说梦，都不过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车轮的前进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新中国曙色初露，三千万西北人民正引颈翘望。
啊，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正如阵阵春雷，在大西北上空滚过。“挺进！挺进！向大西北挺进！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向着大西北驰奔而来，歌声嘹亮，铁流滚滚，征尘蔽日。一场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新生与腐朽的殊死较量，即将在祖国的大西北——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黄土地上展开。
率领这支大军的就是横枪立马、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元帅。
对于彭德怀，人们常常称之为“彭老总”，而毛泽东则以“彭大将军”相称。
有诗为证：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这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赠给彭德怀的六言诗。
这首诗，今天已为人们广泛传诵。它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赞赏和信赖。
自1928年门月彭德怀率平江起义部队改编的红5 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 军会合起，彭德怀就一直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战斗和生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用彭德怀自己的话说，他把毛泽东看作革命队伍中的大哥，进而看作自己的老师。
井冈山会师不久，国民党军就对井冈山发动了“会剿”。为保存革命力量，红4 军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红4 军向赣南进发，让新任红4 军副军长的彭德怀率红5 军留守井冈山，担负起保护伤病员、家属小孩的任务。对于这一决定，红5 军内部反映强烈，大部分人认为与红4 军联络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迅速北返，去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却坚定地指出：留下保卫井冈山后方，使红4 军主力安全脱离敌人包围，向白区发展；如红5 军不承担这一任务，红4 军离开后，湘赣边区政权就会受损失，甚至被敌人搞垮。
他终于说服了大家，毅然挑起了毛泽东交给的千斤重担。
在红4 军撤离后的第三天，敌人以十几倍于红军的兵力围攻井冈山。彭德怀率红5 军激战三天后，被迫突围，向赣南方向寻找红4 军。1929年4 月，彭德怀率部经辗转苦战，在瑞金第二次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4 军会合。
毛泽东一见到彭德怀，便把中央“二月来信”给他看。信中提出，为了减小目标，要朱、毛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在农村。彭德怀当即表示不同意来信中的意见，并立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目前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
这封信的原稿，一直保留在毛泽东的身边。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新余的罗坊镇开会。毛泽东提出不同意中央要求红军攻打南昌、九江的意见，主张红军东渡赣江，在赣江以东、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开创根据地，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进攻之敌。
红3 军团的指战员多为平江、浏阳人，不愿远离本地。因此，红3 军团干部大多反对过赣江，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红1 军团在赣江以东，红3 军团在赣江以西，“夹江而阵”，分兵击敌。
彭德怀又一次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对红3 军团的干部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消灭进攻之敌，谁有意见，待过江后再讨论。我彭德怀是一定过江的，前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让全国工农弟兄都过好日子，不要只恋着自己家乡那块苏区。
对彭德怀的这一次支持，毛泽东久久难以忘怀。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作家斯诺谈到红军的历史时说：彭德怀对3 军团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3 军团从红军分离出来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在他的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1965年9 月，毛泽东约见彭德怀时又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立三路线时，3 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你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
彭德怀的这次“一言为定”，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率红3 军团东渡赣江，驻在东团东山坝。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许多干部被诬为AB团要犯，结果酿成了震动全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有人送来毛泽东给其秘书古柏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逼供出彭德怀也是AB团成员；加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写着：“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彭德怀经过仔细分析，认定这是敌人以伪造信件来达到分裂红军。分裂党的毒计。他深信毛泽东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有政治家风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是，他立即写了一篇《红三军团宣言》，声明说：“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即，彭德怀派一个班将宣言稿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不久，彭德怀又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3 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到会讲话。这是3 军团干部第一次见到毛政委，聆听他的讲话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红3 军团第3 师政委的黄克诚认为，彭德怀对这件事的妥善处理，使毛泽东进一步“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
在遵义会议上，彭德怀又给毛泽东以有力的支持。
遵义会议，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的中央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讲话，严厉批评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他说：今天我想说的，几个月前，我和李德同志、博古同志说过，今天是对五次反“围剿”的全面总结，有必要再说说，因为很多同志没有听到过，不知道。那次战役中，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的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患卖爷田不心痛”！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他指挥中央红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和大踏步的回旋转移。红军一些指战员极端疲惫，又对中央战略意图不明，产生了埋怨情绪。红1 军团军团长林彪基于这种情绪，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近一两个月来，部队走路太多，尽走“弓背路”，造成疲劳。是否换一个人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会把部队拖垮。建议毛、周、朱随军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由彭德怀负责。
为统一对遵义会议后实行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中共中央于1935年5 月12日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对林彪的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也指责了彭德怀，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对于会议的批评，彭德怀觉得突如其来，且与实际情况有出人。但大敌当前，他感到应以大局为重，当时在红3 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有一些怀疑、埋怨情绪，遂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同时批评林彪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提出我更不适当。”并声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
在此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彭德怀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为确保毛泽东的安全，他还秘密抽调一个团的兵力隐蔽在毛泽东住处附近，以防突然事变。当毛泽东断然决定率1 、3 军团等部继续北进后，彭德怀一直与毛泽东同行。1935年9 月22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后，即采纳彭德怀的建议，宣布将1 、3 军团及中央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红军初到陕北，彭德怀即率部与马家军交手。对于新的作战对手，彭德怀分析说：过去我们一直只同两条腿的敌人作战（步兵），现在我们要同六条腿的敌人作战了（骑兵）。当前的敌人有“三马”，即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的骑兵，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我告诉同志们，骑兵并不可怕，打起仗来，马的目标大，容易瞄准。骑兵只要下了马，就大大地削弱了战斗力，比步兵还好打。骑兵宿营时，下了马鞍子，是最好袭击的，特别是夜间。我们要发挥英勇机智、出奇制胜的特长，消灭敌人的骑兵。
全面内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他坚决执行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与朱德总司令一起，率领八路军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37年12月，彭德怀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话，王明也讲了话。彭德怀认为他们讲话的共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以共产国际口吻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彭觉得这同毛泽东的抗日论点有很大原则分歧，认为这是一条放弃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失去无产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路线。所以他发言要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回到部队后，他按照中央书记处的传达大纲进行了传达，但他又加了三条原则：一是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二是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三是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彭德怀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的一边，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信赖。后来国民党派了高级联络参谋去八路军总部。对此，彭德怀牢牢掌握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经常教育部队：红军虽然改编了，但红军的革命性质、红军的本色不能变，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原则不能变。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再一次态度鲜明地批评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正如他自己多次所说：他从多年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性，因而执行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
以后，他熟练运用毛泽东的“又斗争又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