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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从国外获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的情报。他之所以选择第五科，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新的工作可以使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其它部门和军情五处保持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它还可以使他了解英国外交部对什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其它情报机构的兴趣了。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他们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势的窃取活动。他们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
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根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个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
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
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
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乐比从愈来愈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
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
随着菲乐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6。4 大功告成
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
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份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非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作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
虽然维维安的头衔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的软弱，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而宁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他曾几次因失权而伏在菲尔比的肩上哭泣，使他深深感到为难。但现在他却欢迎这种小小的伤感场面。
过了不久，维维安就急不可待地问他：〃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显然他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那种不合时宜的问话，但他可以让他去找别的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说。当然，要他自己去与局长摊牌是不切实际的，他怕局长就象怕考吉尔一样。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是局长的耳目，或许局长还得听听他们的意见。
这些人中最合适的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他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菲尔比认为，要是首席参谋官把脑子用在反谍报部门的长远发展上，他就很快会看出，秘密情报局反间谍科科长同军情五处老是作对这种局面是不行的。在战争的压力下，短时期内还可以容忍，但要让这种局面无限期地延长到和平时期，那绝对行不通。如果让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会对这件事施加压力。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还是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认为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还进展得很顺利。更有意义的是首席参谋官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
他们见面时用很长时间讨论了关于秘密情报局的一般情况和它的未来、应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条件下而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等。首席参谋官显然是在考察他，而他则尽可能地做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战时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他第一次听到这一新的情况是在维维安以颤抖的声音召见他的时候。维维安让他看了由考吉尔准备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签发的一封两页长的信，信中措词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需要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
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则把这份差事转给了菲尔比。
菲尔比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然后，菲尔比便离开了他们。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