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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的压力很大，我和小兵蛋子对抗的时候没占到上风。在多夫眼里，这却正好是个消遣我的机会：“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我告诉他，因为练习Krav Maga，我早就做到“用体能训练来转变思想”了，可他对我说的话充耳不闻。两个人又回到最开始的状态。
有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耐力和熬刑练习，我表现得退步很大。真他妈的连续两天我被这样考验来那样考验去，我觉得自己都不是人了，而是一个什么质量不错的东西。
休养了几天后，我赶快去补练Krav Maga。一天下午，训练课快结束的时候，教练看见我在为自己习惯性脱臼的肩膀复位，于是建议我作些恢复练习。我永远不会忘记下面这句话，用世界上最自然的语气说出来，却如此意义不同寻常：
“你得做些准备活动。这样，你会少些痛苦。”
我看着他，怔怔地。“少些痛苦”？为什么要少些痛苦？忍受痛苦是“正常的”。只要达到目的，无所谓痛苦。这就是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有权多想，也不曾想过的教导。我只要“依此而行”就可以了。可现在有个人，一个完全谈不上娇气的人，在他的专业范围内主动重视了这个问题。他的意思是，我们也有权利想办法“少些痛苦”吗？这真是一个全新的充满魔力的再好不过的想法。
我受的震动太大，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满怀困惑，一路仔细回味这一直被我视为有私心多算计的想法。
什么是打手？就是打断人家手的人。所以我的头头们全都是打手，这众人皆知，因为他们打断了我的脚。不如说是脚趾头。说实话，我真希望它们没有断掉。如果我的右脚当时能挪开一小点，如果他不那么激动，如果他丢了那根紫红色的棍子，如果他站到右边，并且如果我能靠在上面，就能确保脚不断了。
第八章 谁也不能让我等死（4）
而现在除了对着他们大发雷霆就无计可施了，当那个疯子教官问是否可以使出全力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指挥官回答说“可以”，并补充了一句世界上最严肃的话：
“不用担心，就算你把腿打断了，也是为她好，因为接下来几个星期她就不会再练什么愚蠢可笑的Krav了，而是干点正经事。”
在我和一个头头谈话的时候，他用另一种方式证实了我不太清晰的记忆。
“如果必须用那样的方式来让你停止Krav练习，也不算糟糕，”在得出结论之前他先做了一个评判，“打了石膏，你在执行任务期间干蠢事的危险性就小了，伪装也更牢靠。”
他是认真的。我没有打爆他的脸。我首先想到的是远远避开他们一段时间。
我的态度变化让我自己很惊讶。换在从前，我可能为断脚伤心一阵子也就完了！可现在，事情变得重大起来。几乎是严重。我和Krav教练说了这种惊讶的感觉。他看着我，有点发窘，然后迟疑地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
“不过生活就是这样！”
我再一次带着满脑子疑问离开了训练厅。什么“生活就是这样”？最终我也没想明白。
几个月过去，我对自己的身体重新有了一种依恋和喜爱，身体机能现在大有长进，因为它不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求生过程中的主宰。光从说话的表达方式中我就发现了变化：从说“进行防卫”，到“护身”，最后变成保护“我自己”。可能进步表现出来很细微，但对我已经是极大的成果。训练由此又成了问题，自我调整尤其困难。我的生活除了痛苦再没有其他：从里到外，从精神到身体，都很难受。
1999年12月21…23日：以色列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停火，允许真主党运回他们余下的战士尸体。
2000年6月10日：叙利亚总统哈菲兹－艾尔－阿萨德去世。其儿子巴夏尔未经选举程序继任。
当我重返叙利亚这个数月前曾经发誓要永远离开的地方，感受难以言表。又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人了，就在离我一米之遥的地方晃悠，心里除了微微刺痛以外也没其他。当我说到心脏，我就必须聊聊胃啊肩啊，肘关节啊，第一第二根肋骨啊，不知所云。我已经忘了过去，这是件好事。所以我什么也不提起。
一个同事已经帮我打好前站。他确定了几个可以做联络员的人选，我则负责最后甄别，因为要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是我。如果可能的话，我必须和他们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同事是个疑心颇重的人，如果他说找到了上上人选，我就可以闭着眼睛去见面了。
在这些地区旅行，不经历几次盘查目睹几次逮人几乎不太可能。我一共遭遇了十六次盘查，看到九次抓人场面。当兵的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张。误伤越来越多。莫名其妙的抓捕令人恐惧，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章法可言。一个农民摔一跤，身子自然弯了下去，那些士兵怕他是要掏武器，一枪将他打死。还有个人被吓坏了，士兵叫他往前走他却向后退，也被当场崩掉。
士兵的神经质有他们的原因：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变成了骚乱。马路上一片狂热，很难看见一个举止含蓄的人。那些不愿意参加游行的都被定性为叛徒。我不断被盘查的或者游行的人堵住，最后干脆从野地里穿过去，这才得以喘口气。到达约人见面的那个村子时，我整整迟到了两个小时。这也有好处，如果等我的人不够诚意，那就早打退堂鼓了。
这个小村也被骚乱波及了，甚至有过之：狂热的人群，到处打砸，点火，喊口号我一眼看见了要找的人，就在八十米开外。他也看见了我，冲我这边走过来。我确认了一下，没有人监视。一个领队冲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喊叫了一句，我听清了，是要所有人都齐颂经书。我那个未来的联络员没有开口，还在拨开人群往前走。一个情绪激昂的年轻人叫住他。他必须加入进去才行。可这个傻瓜不吃这一套，他转过身去，脸上挂着明显的怒气。
第八章 谁也不能让我等死（5）
事态发展太快了。又一个人上来将他一把推倒在地，而他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惹恼了这些人，他们向他扑了过去。我冲进正在殴斗的人群中间，用身子挡开一些拳脚，总算把这些疯子推开了一点。他们没有把攻击目标转向我已经是万幸了。我把这种场合当成了实地演习。根据他们的位置和我自己所处的形势，我对Krav Maga的理解一次比一次好。我甚至能够避开一击。真是头条新闻！我第一次达到了这种效果一分钟过去，他们不再死缠烂打，退开散去。我的联络员失去了知觉，而他们的愤怒也消退了。
我把他到一个角落。这下我才发现他已经死了：颅骨被打碎了。可是我过去得已经很迅速了，在我没有干预之前他哪怕能站住四五秒钟也不会如此。
我现在没了联络人，手上还抱着一个死人。他的朋友得知死讯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可能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不告发我已经是件幸福的事情。我想了想后告诉自己，不管怎样他死得还是像个英雄。他不该躺在水沟里，他值得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于是冒险将尸体运回到他家中。
我的决定是对的，因为我很了解那些和他一样刚强的人。他们很欣赏我举动里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以后肯定会死心塌地做我的联络人。我发现这片地区很平静，并且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位置非常理想：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这里住宿和外出；另外，这块有一个二级数据服务站，它的功能级别足以让我进入一些重要的数据库。我使用的技术也正好相配。从这方面来看，十全十美。就这样，同样性质的长期旅行又开始了。
问题也还是老问题：要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生存下来。形势真真是越来越严峻。一切都快速变化，是在是太快。四分之一个动作就已经足够定下生死，不是对付那些没脑子的士兵，就是那些赫斯底理的疯子，每个人都随时准备控告或举报自己的邻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一些大喊大叫的疯人围在中间并大打出手。没有十分之一秒钟可以喘气或是思考。
多夫认为，在被人群围攻的时候是自行解围是不可能的。他很赞同在必要的时候，由Krav Maga高手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不过我自己比较好地消除了脑子里这种念头。
我新近安装的东西截到了一些数据资料，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回收到了不少情报，成效比预想的还要来得早。就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家安安静静呆着的时候，一个试图进入以色列境内的游击队员被抓了，他专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恐怖分子训练营传递消息。他的几个联络人也同时被传讯。据说他们一直用电台联系。他并不是那个最机灵的人，但我对此不能肯定。
对他们的审讯有一些效果，所以我那些头头们都很高兴。他们算盘打得很好，拟了几个最荒诞的计划。对那些和我相关的部分，我都做了最坏的估计。
指挥官宣布：“这下你可以经常无惊无险地回来了，呆足够长的时间。”
还是老一套，一切都被那一大堆屁股不曾离开扶手椅的人有条不紊地分析好了。而操作的人却要冒着极大的危险。那边那些狂热的家伙未必就吃我们摆好的诱饵，轻易上钩。
“你养成了‘逃避或者怀疑’的习惯。可每一次都成了，对不对？”
总是这套，“成了或者砸了”。如果成了，还禁止抗议。说什么“危险估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害我，他们已经什么都决定好了安排好了。我一句话也不能说。我讨厌这种纸上谈兵，可是如果想要国家尽可能减少几个敌人，这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又是实用的。
有时候，我对头头们的抗拒和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终极目标的认同是脱节的，这让我处在一个很难受的处境。最后管他呢，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剩下多少自我意识了。
第五部分
第九章 伊朗的死亡游戏（1）
1999年6月24日：近六十枚喀秋莎导弹向Kiryat Shmona市和加利利地区西北部发射，两死，三十七伤，损失惨重。
作为还击，以色列空军轰炸了黎巴嫩地面设施。
我的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信息收集给以色列：一些名字、地点和日期。另外有支队伍
负责把这些碎片给串起来。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信息是些什么，因为都直接通过我事先设置的技术系统给传走了。
指挥官声称：“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他这么关心我真是好心，不过他最好明白，让我知道自己身处什么马蜂窝可能更有用。难得开一次情报会。不管怎么样，我必须认真看待他们透露的一些关键：情报常常被“歪曲”。当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时，他们解释说：
“如果你哪天垮了，还需要保证我们不会完全输掉。”
要搞清楚阵营的奥妙，并不需要和我的“情报分析员”同事们一样变成情报专家。在黎巴嫩，我每走一步都会和叙利亚间谍不期而遇。在真主党那边，我们定期接待伊朗谍报员的来访。而在伊朗，在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能碰上的是俄国人。我原来也知道他们在提供援助和武器，但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不疑。
在国际反恐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