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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目光征求他们的意见。都不吱声。我又问：
“为什么选中双塔呢？这既不是文化象征，也不是战略要地。”
阿莫斯目视前方。扎克使劲挠头。多龙拿把小勺在没放糖的咖啡里面搅来搅去。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问题太多叫人睡不安稳。”
身为东道主，多龙决定尽量帮我解答一下。
“你已经注意到了这次攻击在技术上的完美。筹划周密，过程流畅，无懈可击。会是恐怖分子的杰作吗？你想想，把藏在各处的人集中起来，这么多年里却没有露出一点痕迹：要避开各国情报部门的追踪和监视，要挑选人员，做心理培训，伪造身份这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而且你也说了，如此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不是阿拉伯人所能具备的心态。”
我点头，补充说：
“这么有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他们把扎克召回去了。”阿莫斯在老朋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冷不丁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偏执症好了？”我开了句玩笑。
阿莫斯郁闷地看我一眼。我因为摸不着头脑而有点难堪，也为自己那个敏感的玩笑有点不好意思。对扎克来说，这次被召回是他的胜利。以他一贯的激情风格，扎克慷慨激昂地开始发表意见，说他在心里憋了很久的看法。坚冰打破，讨论渐入佳境。以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天马行空地揣测着事件背后的真相。
“最要紧的，是不要再把那些聪明人看成蠢蛋，也不要把那些蠢蛋看成聪明人。”扎克声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事实。”
“我们来分析一下技术上的可行性。”多龙打断扎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是职业选手才能干出来的活儿，有这种本事的人不超过三十六个。真是胡说，会是这些阿拉伯人，只受过几天训的糟糕飞行员！说到驾驶技术，你真以为有人会握着操纵杆来开波音吗？”
“飞机的飞行轨迹既没有显示出任何犹疑，也没有任何细微的校正。从回飞那一刻起便无懈可击，可这时候双塔根本还不在视线范围之内，”阿莫斯摇着头，补充道：“这证明，机上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是启动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有人把准确的坐标输入就可以完成飞行，而为了不被截获和不让人获悉具体攻击目标，他们可能倒换了频率。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有可行性。”
多龙继续他的技术分析：
“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劫机者一控制飞机就装上了编码调制系统HS。也就是说，和美国的导航装置相比，飞机的定位功能增强了。通过数据转换，飞机不再走原定航道。不过，飞机是依靠卫星数据和配套的惯性制导系统来定位。开着这么一个东西近在咫尺地飞，却既没有指向、方位、高度，也没有航道和气压校正之类，这根本不可能！会是如此高手吗，这些飞行员？”
第十三章 9·11（4）
我明白他所说的。如果联系被切断，机上的大部分仪器都会失灵。
扎克用他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宣布：“如果没人证实上面换成了Glonass，我就不会罢休。”
“你说俄罗斯定位系统？你疯了吗？”
我忍住没说话。我这才明白过来，阿莫斯告诉我扎克归队是什么意思。他是对俄国背景资料最有研究的人。
“对于这样了不起的大动作，单单一个惯性系统是不够的，”多龙接过话头，“他们绝对使用了卫星定位装置。覆盖面足够大的卫星网络有两个。美式GPS和俄式Glonass。美国人告诉我们，恐怖分子切断了和GPS的联接，那么他们靠什么来指引？如果查询一下卫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这些资料显然没有被公布。再则，你我都知道存在着两个体系，一是民用卫星，另外就是军事卫星。像他们这样近距离地攻击双塔，使用的应该是军事频率。”
“可这样的话，需要掌握密码”
“说的很对，”阿莫斯表示赞同，“一定是有人提供。不可能像废墟里那个完好无损的护照一样，是偶然得到的。”
“以这样的行动方案，一个受过普通训练的新手就有能力在飞机电脑里输入路线，这回我们达成共识了，”多龙也同意这种解释。“而且，用这种方式能够保证行动的隐秘性：直到最后一刻，目标数据才用倒换频率的形式提供给劫机人，这些家伙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攻击的是什么。”
阿莫斯嘀咕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也永远不会承认。说破真相很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这可不是目的所在。”
“当然不是目的，”扎克附和道：“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珍珠港效应’：促使美国参与反恐战争，向那些在阿富汗建立基地、为车臣武装提供援助的恐怖分子宣战。乌兹别克坦的伊斯兰运动，其基地也设在阿富汗。俄国人在那块地方已经插不上手，但美国人能。俄国人可以置身事外，只要把攻击说成是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干的就行了，这也是局部真实。除了一件事，即他们没有能力独自干，但这属于细枝末节了。是本·拉登。很好，干掉他好了，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证据？依葫芦画瓢，美国人这种事做得多了，早让他们的公民习以为常，反正都是良民。我可以向你打赌，他们永远找不到本·拉登。”
“好了，扎克，别说了。”阿莫斯打断他，“平静点。”
我有点被他这番话说动了：“这种假设有些脉络，你最好能先核实两三件事。”
10月5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图－154机在空中爆炸，坠入俄边境的黑海，机上有70多名以色列乘客——一些来自新俄西伯利亚的移民，准备回去探望家人的；一个犹太通讯社的老总；还有我们的同事，恰恰就是前去“核实两三件事情”的几个人。扎克也在其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通过电话，向沙龙表示了他对空难的重视。他允诺将全力以赴调查事件真相。根据他的意见，调查应该从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这条线索着手。他向几个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欧洲司法部长宣布：“一架民航飞机今天在空中爆炸，可能是恐怖袭击所致。”
第一个提到导弹攻击的人，是在现场的一个亚美尼亚飞行员。没有人出来辟谣，也没有针锋相对的驳斥，反而是美国人也证实，飞机是被一枚乌克兰导弹击中。他们的卫星测到了发射时的热能。美国的卫星监视器遍布全球，其任务就是刺探军事演习情报，以便随时了解对手的技术发展。所以，是导弹攻击已经确切无疑。开始人们谈论的还只是“小型演习导弹”。然后具体到了“苏式SA－5”，这是他们武器里最令人生畏的一种地对空导弹。乌克兰方面马上出来辟谣。其国防部长解释说，演习使用的导弹都装备了自爆装置，会在偏离预定轨道的情况下启动。说得没错。虽然这枚导弹碰巧没有自己引爆。
第十三章 9·11（5）
以色列的救援和调查队伍到达现场，受到俄方人员的限制、干涉和“帮助”。两天后，不再有报纸谈论这一“空难”。对于西方媒体来说，事情已经了结。以色列媒体也基本同步。可对于我们，这难以接受。
阿莫斯向我通报了这些消息，怒气难平：“谁会来关心呢？一架俄罗斯飞机掉到乌克兰境内，机上坐的是以色列俄国移民，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们是犹太人
谁来出头？当然不是我们，因为飞机是俄罗斯航空的。普京急于和沙龙通话，沙龙也很清楚个中缘由。”
普京对调查给予了支持。非常支持。有点过于支持了。有了那个多嘴的亚美尼亚飞行员的话，恐怖袭击这个版本是说不通了。不过，还可以做如下解释：导弹是从两百公里以外发射的——这样一来，美国卫星在确定两百公里之外的导弹轨迹是存在误差的——，一枚演习导弹——当然，这就跟空弹一样，很容易和真的子弹混淆——，所以显然是一起事故：导航系统出了偏差，自爆装置失效无疑是锈坏了。不不，还有更好的说法：电子故障。由于装备陈旧，在乌克兰总会有些碰巧出现的故障。如果你从这个国家的上空飞过，一定要留个心眼，司空见惯的故障会让那些事故导弹射过来的。
我回头去找多龙，打听事情的进展：
“怎么样？有什么结果？”
他回答我：“没人表示异议。传递过来的信息很清楚了，还能怎么样？要么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装傻，要么又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向一块仪盘表宣战吧。总之，现在不是时候，”他又愤怒地补了一句，“我们唯一能指望的，是能从反恐行动里有所受益。努力维持平衡假象，赢得时间。这是唯一的出路。”
“只能如此？”
“只能如此。”他重复道，面色严峻。
他起身要走，我跟在后面，心情灰败。见我情绪低落，他手都抓在门把手上了，又停下脚步，看着我，想说句安慰的话。他笑着做了个怪脸，缓缓地说：
“我们总有一天会开口的，开口说出真相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这些人，这些历史的‘黑羊’，这是古已有之的角色分配。”他瞥一眼我的反应，走了。
尽管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攻击仍然持续不断。
2001年10月4日：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伪装成以色列伞兵，在阿富拉一长途车站向人群开枪。三人身亡，十三人受伤。法塔赫声称对攻击行动负责。
2001年10月17日：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在耶路撒冷一家宾馆遇刺，被两颗子弹射中头部。“人阵”声称对暗杀负责。
2001年10月28日：两名巴勒斯坦警察从自己的车里，向哈德拉市一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人群开枪。七人身亡，三十多人受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1月27日：在阿富拉一长途车站，两名来自杰宁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用冲锋枪向人群扫射。两人身亡，五十多人受伤。法塔赫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1月29日：Egged公司的823路公共汽车在从纳扎雷特开往特拉维夫途中，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三死，九伤。法塔赫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2月2日：海法市，中午时分，Egged公司一辆16路公共汽车上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十五人死，四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2月：沙龙拒绝和阿拉法特谈判。
国际组织对此大加批评，呼吁对以色列进行制裁。
一点阴森森的光，从这个奇怪的不眠之夜里浮现出来。我知道，这微弱的昏暗的难以辨别的，冰冷到连我的两眼都不愿迎着它看着它的光亮，能够把我带回生的世界。
在这片凝固的漫无边际之中，已经过了多久？不知道。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时间是不存在的。一点一点，光亮变得强烈了，浓雾消散了，有影子浮了出来。它回来了，这个一度不见了的世界。它是善，还是恶？好像还是这么遥远，这么没有生气，这么冰冷。可是，不管怎样，能重新找回这些熟悉的影像我还是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