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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11日上午10时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主要就有关傅部几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前两次会谈记录作了增删和订正。午饭后，刘亚楼送来整理好的“会谈纪要”一式两份。双方看后，都说没有新的意见。于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依次签字。傅方代表由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俄臻郑重地对周北峰说：“所议各项作方务必在1 月14日午夜前答复，这在‘附记’中有明确规定。今天是1 月11日，还有四天时间，应该说够用了吧？”
周北峰说：“好吧，我现在就返城，争取早日答复你们。”
1 月12中午，周北峰回到北平城自己家中，并立即与傅作义的秘书长王克俊打电话：“王秘书长，我已平安返回，吃过午饭就到总部去。”
王克俊向傅作义作了报告。
周北峰放下电话，洗了洗脸，正准备换衣服吃饭，电话铃突然响了。周北峰抓起电话，耳机里传来王克俊的声音：“总司令请你立即来，午饭到这里吃吧！衣服也不用换了，你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以一直开到总司令办公处。我们等着你，越快越好厂周北峰来到中南海居仁堂时，傅作义正在大客厅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特地从会场出来见周北峰。
在傅作义的办公室，周北峰汇报了几句，傅作义就急切地问：“你来电不是说已签了协定，有文件吗？”
“不是协定，是一个会谈纪要。”周北峰边说边从内衣里取出文件交给傅作义。
傅作义先是看了看签名，然后才从头至尾地把“会谈纪要”看了一遍。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
周北峰见傅作义把后面那个很重要的附记给漏掉了，便提醒他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中说所议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夜午前答复。”
傅作义还是一言不发，低头思考良久，对周北峰说：“你可以电告解放军，你已安全回到北平。”
“那文件的事？”周北峰急忙问道。
傅作义抬起眼皮，扫了扫桌上的文件，板着面孔说：“过两天再说吧！”
周北峰感到很茫然，总司令为什么急着让他出城谈判，如今有了初步结果，反倒变得这样冷漠？
不日，傅作义通过李炳泉复电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文中心意思是推迟部队出城日期。
90．血战津门：从30天到29小时
1 月12日，林彪、聂荣臻，将傅作义电文转报中央军委，并认为：也许要待我真正攻下天津后，傅及北平蒋系军官才更容易就范。他们提出：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以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开始进攻。
1 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中共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由总前委“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
总前委驻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机关也由孟家楼移至这里。
当天，刘亚楼从天津来到宋庄，向总前委汇报了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林、罗、聂听后，均十分满意，当即研究决定于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
林彪说：“好，就这样上报军委。”
这时，罗荣桓侧身向坐在身边的刘亚楼问道：“军委限令三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刘亚楼回答说：”我不好讲，三位首长定。“
“48小时怎么样？”林彪以目光征求罗、聂的意见。
罗荣桓、聂荣臻都点头说：“好！”
这时，刘亚楼满有把握地说：“要我说，30小时就够了。”
林、罗、聂都一惊。
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
刘亚楼解释道。“我和陈长捷的兵力是三比一，我手里还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林彪说：“那好澳，我们就上报军委30小时。”
刘亚楼立即说：“别别别，还是按三天报上去，我满满算，按30小时使用就是了。”
罗荣桓、聂荣臻都笑了。
林彪说：“好吧，上报三天。”
在我军兵临天津城下的日子里，中央军委指示，也不要放松政治攻势，力争陈长捷放下武器，以使天津免遭炮火。林彪、罗荣桓于1 月6 日亲笔签署了一封给陈长捷的信。信中写道：“陈长捷、林伟待、刘云瀚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刘亚楼派一名通信员摸到敌人阵前喊话，将信送到天津守军军部，然后转送到了陈长捷手上。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心腹，两人都曾是晋军阎锡山手下的将领，彼此有多年的袍泽之交。陈长捷接信后，向北平打电话请示傅作义，傅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坚决守住天津，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复信平津前线司令部拒绝放下武器，但表示可以派代表商谈。
陈长捷两次派代表出城。第一次，刘亚楼在城南我军的一个驻地会见了他们，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表明了我方态度。过了几天，陈长捷第二次派四名天津参议会代表出城，打着白旗乘着吉普车来到杨柳青，提出要进一步谈判，双方再议条件。其实，陈长捷派人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摸清了敌人的心理，便来个将计就计，待我军前沿阵地的两名战士护送这四名代表进了杨柳青时，他派通信员把他们带到平津前线指挥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休息，并让联络参谋通知他们说：“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25分钟后才能赶到，请你们稍等片刻。”
刘亚楼在指挥部里坐了20多分钟后，才穿上大衣，从后门出去，坐上一辆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道一圈，再回来，而且有意让他们看到车从城北开来，车轮上沾满泥巴。刘亚楼也假装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进门就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四名代表站起来，说：“刘将军辛苦，请不要客气。”
一阵寒暄过后，刘亚楼严肃地说：“请诸位先生转告陈长捷，我方态度早已表明，今天再次重申：（1 ）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遭受战火破坏。（2 ）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3 ）人民解放军停战24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4 ）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担负今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征罚。”
刘亚楼最后又加重语气，说：“上述限24小时内答复，天津守军至迟应于1 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否则，我军将于14日开始攻城。”
四名代表点头哈腰地表示回去一定向陈长捷如实报告。
陈长捷听了四名代表的报告，见刘亚楼已发了“最后通碟”，又急忙给北平打电话，请示怎么办。李世杰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在最后仍决心“哪怕战到房无完瓦，地无净土，也要死守天津，以对得起傅总司令”；并向守军官兵发布了谁临阵脱逃，其直接上司就可当即枪毙的骇人听闻的六条军律；同时又进一步加紧了天津的防御准备。
1 月12日，毛泽东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以前开出。并指示林、罗、聂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 月11日，傅作义又通过崔载之给李炳泉电，向平津前线传达信息：“此间由邓宝珊率必要人员前往，与林聂二先生商谈平、津、塘、绥和平解决及整个技术问题。”并提出：“为决定后实施便利，最好林聂二先生移近北平，以免往返费时。”
1 月12日3 时，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将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后，即致电林彪、聂荣臻，对谈判方针作出指示，要他们在谈判中应向傅方代表邓宝珊指出，解放军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方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惜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今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至于北平守军可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
这时，傅作义对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的天津守军应于1 月13日12时开出城外，听候处理的要求，仍不能作出明确回答。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向天津发出的指示，其内容依然是“坚持守下去，就有办法”。
1 月13日12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有意拖延，遂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一面下令攻击天津。这时，北平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向傅作义进言走和平道路。
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曾多次向傅陈说南下西去均不可为，劝其倡和平、顺民意，效仿“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故事，及早脱离蒋介石，“万不可把文化古都毁在你手里”。
徐悲鸿等文化人士则向傅进言：战则败，和则安，北平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对此义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
同时，蒋介石发现傅作义与我谈判的行动，先后派亲信到北平进行阻挠，拉拢傅南逃，又指令特务抓捕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人，以示恫吓。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 月14日到了，何去何从，傅作义必须迅速作出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1 月14日，傅方和谈代表再次出城。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可成及邓的一名随从，共四人组成。邓乃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傅作义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多年来有频繁交往。虽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思来、朱德、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