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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
一般地说，20 年代的国民革命结合了两种趋势：一种是在一个坚强人物（这次是蒋介石）的领导下重新走向国家统一的传统趋势；一种是采用西方管理方法，灌输效忠于国家的新思想，以一党专政（而不是建立新朝代）来垄断权力，从而接近于现代政体的新趋势。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 年之后10 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 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 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 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国共联盟。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其力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和其他束缚方面，当然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俄榜样的深刻影响。列宁主义理论把反帝事业视为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事业，把它看作是全世界历史趋势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曾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1921 年夏，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成为该党创建人之一。孙逸仙虽不赞成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思想，但在他去世（1925 年3 月）前几年，却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方法非常有用，因此在他的国民革命事业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合作。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把分散在各国的许多团体组成共产国际。他们在1919 年召开了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一共又开了6 次国际代表大会。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内，共产国际鼓励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积极推进革命。但是，在1921 年列宁把苏联转向他的新经济政策以后，虽然共产国际仍与欧洲复活的社会党互争雄长，但是除了在中国以外，它不是那么积极推动革命的了。
列宁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利用亚洲的落后国家，作为获取利润的源泉，以支撑资本主义体系。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对亚洲的剥削，使西方工人仍能得到较高工资，资本主义就会垮得更快。亚洲的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会夺去帝国主义列强的有利市场和原料供应，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最脆弱之处对其发动“侧攻”。这一最脆弱之处就是帝国主义所主宰的剥削工人阶级最为残酷的亚洲经济部门。所以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号召殖民地各族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西方主子。从此以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解释就日益为亚洲知识分子所接受。
对于中国，苏联政府认为它在那里难以有所作为，便冠冕堂皇地宣称放弃沙俄时代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但其后证明，它对沙俄在东北的特权是善于斤斤计较的能手，并且它的外交部仍然同北京政府和华北军阀有外交往来，而同时共产国际又在那里从事颠覆性的革命活动。从1922 到1927 年期间，共产国际选中了中国作为它对外斗争的主要地区，并把英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从孙逸仙方面来说，他历经30 年的政治鼓动生活以后，到1922 年正是他命运最不济的时候。他曾被推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但旋即看到他的国家分裂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他企图通过军阀来统一中国，这种努力使他同广州的机会主义军事头目交往频繁。1922 年6 月，他原想设法用策略争取的广州一个军阀竟然同他翻了脸。孙被迫在8 月间逃亡到上海。恰在此刻，孙已经显示出了是个卓越的中国民族主义领袖，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完成革命，因此他就同第三国际实行合作。1929 年9 月，他开始按照苏联的路线改组国民党。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结合。孙博士和苏联代表在1923 年1 月联名发表的协约，是个内容极为有限的协定。协约中说孙并不赞成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因为它同中国的国情不合，又说苏联同意中国需要统一和独立，并准备协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正如孙在当时写信告诉蒋介石的，他不得不向那些能够援手的人寻求帮助。西方列强没有提供援助。但是，虽然这时孙寻求并取得了苏俄的援助，在他的心中共产主义却并没有代替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纲领——即使他觉得，把共产党所重视的以反帝口号激发群众运动的做法吸收进他的思想是有用的。
根据这个勉强的联盟关系，苏联马上提供了援助。1923 年后期蒋介石在俄国逗留三个月，回国后于1924 年在广州当上了新设立的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同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成为指导国民党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的专家，鲍罗廷曾在美国住过，是个能干的组织家。他协助成立一所政治学院，给国民党训练宣传人员，指导国民党政治活动分子怎样去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时国民党仿照苏联的样子，成立了地方党部，并由地方党部选出代表参加党代表大会。1924年1 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模仿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鲍罗廷起草了新党章。
除了协助国民革命以外，共产国际进一步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共产党，使它在国民党内占有战略地位，以便最后控制国民党。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同时中国共产党仍旧单独存在。孙逸仙似乎认为容共是可行的，因为他们人数不多。两党在反帝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而国民党的目标在于领导一个广泛的、全国性的、多阶级的运动，以避免阶级斗争。孙又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没有实际差别，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是一群想要独占俄国援助的“小伙子”，俄国在必要时是会抛弃他们，同国民党合作的。
中共党员则在城市工人、贫农和学生中间争取坚定的阶级支持。但他们认识到这一阶级基础仍然薄弱。所以他们企图赞同并利用国民革命运动，而不引起其中非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反感。不要忘记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1922 年它的党员不超过300 人，1925 年只有1500 人左右，而国民党在1923 年就有了约5 万名党员。如同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以他们的人数，而是以他们的思想和组织方法显示其重要性的。
这样，国共联盟从一开头就不牢靠，两党只是由于彼此可以利用，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又有孙逸仙在世时能约束他党内比较反共的分子，才彼此结合在一起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1925 年3 月孙博士不幸早逝，此后他的信徒们于1926 一1927 年完成了从广州到长江流域的北伐进军。新训练出来的国民革命宣传家在蒋介石军队的前面做宣传工作，因为这时俄国给蒋提供了武器和顾问。这次进军是全国反帝大浪潮的顶峰，而这种高昂的反帝情绪是上海广州两地学生示威和巡捕开枪事件（分别为1925 年5 月30 日和6 月23 日）激起的。这两次挑衅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证明了不平等条约和外国特权仍在那里作祟。随之而来的是在香港为了反对英国人而进行的一次长期的抵货和罢工运动。
这样，从1925 到1927 年，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集中反对英国这个首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人为保护他们的地位，一方面把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中国，另一方面在列强支持下组成了一支4 万人的国际部队，以保护上海。大多数教士深恐排外，从内地撤出。1927 年3 月，当革命军开抵南京时，外国侨民区受到袭击，有六人被杀，其余在美英炮艇的炮火掩护下撤走。
正是在1927年春这个时候，革命运动中左右两翼潜在的分裂终于完全暴露了。有两年光景，运动内部的左右两派一般是合作的，虽然早在1926 年3 月，蒋介石就在广州逮捕了一些左派分子，据说是因为发现有绑架他的阴谋而先发制人的。1923 年他在俄国观察3 个月的结果使他意识到了俄国人的方法，从而对共产党的目标产生了怀疑。北伐的成功终于揭开了盖子。简单地说，1927 年3 月间，国民党左翼和共产党人在从广州迁到武汉的革命政府里占据了主导地位。除其他领导人以外，聚集在那里的有国民党创建人的遗埔孙夫人和他的主要信徒汪精卫，还有革命的主要顾问鲍罗廷。武汉已被宣布为新的首都。这符合共产党的策略，因为武汉是个大工业中心。有两名中共党员已经确确实实当了内阁部长。但这个政府在军事实力上是脆弱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保守派头目的支持下，想要取得长江下游富饶的战略中心。蒋一旦掌握了上海南京地区之后，就能先发制人，用武力排斥共产党人，以巩固他的地位。1927 年4 月，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取得了当地的控制权，与外国军队和战舰相对峙。他们奉共产国际之命，等候蒋前去做他们的盟友，却不料被羽翼丰满后的蒋所袭击和消灭。蒋定都南京，此后不久，一个地方将领夺取了武汉政权，粉碎了左翼政府。该政府的一些领导人逃往莫斯科。南京新政府把中国共产党人逐出国民党队伍，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恐怖统治镇压共产党的革命。这一举动大体上暂时获得了胜利。有几小队共产党员领导的队伍起义了。1927 年12 月共产党人发动了广州起义。但在这次夺权失败后，他们就撤退到华中江西省的山区。
共产国际这次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验遭到名誉扫地的失败，这种失败是曾经受到莫斯科权力斗争的影响的。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批评共产国际想通过国民党来发动革命的办法。他们预见到蒋介石的“叛卖行径”，竭力主张在共产党的完全领导下按照独立自主的纲领，在中国逐渐建立一些工农苏维埃。然而，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争辩说，在中国那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如果进行独立的共产主义运动，那就只会更早地招致镇压。他们寄希望于革命的后期，那时共产党人就能抛弃他们的国民党盟友，像（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挤干了汁的柠檬”一样。不管这两种互不相让的战略优劣如何，明显的事实是右翼国民党人先下手把共产党挤瘪了。
共产国际的处置失当，大部分无疑地由于它离行动的场所太远。斯大林和他的同僚缺乏瞬息可达的无线电通讯手段，要想单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上海那样混乱的地方策划史无前例的革命暴动，那是无法获得成功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秘密计划也被它自己先前的行动所挫败，亦即共产国际先把集权的苏维埃式的政党机器教给了国民党，使它比一个公开的西方式议会政党难以渗透和颠覆得多。最后，共产国际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当了替罪羊。他在1929 年被开除出党。
蒋介石同共产党的决裂，是在革命过程的某一阶段借以巩固国民革命成果的一项办法，他不等到实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改造农民生活就刹车了。南京政府获得的这种巩固，再加上制止叛乱的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能够完成表面上的国家统一，得到列强的承认，并开始实行一系列行政改革，作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必要前提。1928 年春，蒋率军继续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