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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古炮后又改为每日午时鸣炮一次，港民称其为午炮）。 很显然，港督府偏袒了渣甸洋行而不惜牺牲港督府直辖的官方机构— —邮政局的利益。当时的传言是：渣甸洋行出钱支持钵甸乍率军攻打长江 流域，这是钵甸乍给渣甸的回报。 这件事，足以显示渣甸洋行的气势是何等炽盛。渣甸要风得风，要雨 得雨。以渣甸洋行为代表的几大英资洋行，能够左右港督府。 渣甸洋行的大班，还是港府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当然代表。渣 甸洋行享受香港无形利益达150余年之久。 勇造威势 根据《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开放除广州以外的另4个新增通商口岸： 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走私渠道由：处增至5处，曾一度受挫的鸦片贸 易卷土重来，甚嚣尘上。 鸦片趸船，在鸦片战争前共22只，到鸦片战争后激增到35只。趸船分 别锚固在五大通商口岸的外港。英国拥有香港“永久”基地，即使清朝海 军有能力第二次摧毁趸船，也不可以冒犯“英属香港”。鸦片囤积香港，万 无一失。 在鸦片战争前，渣甸洋行控制了印度输华鸦片的2/3。鸦片战争，与其 说是为英国而战，不如说是为捍卫渣甸洋行的利血。 作为战胜国的最大鸦片贸易公司，该是重振雄风、大展拳脚的时候。 头号鸦片商渣甸，正是这个时候激流勇退。 离港回英前，渣甸在董事局会议上，对主席亚历山大·马地臣 （老马 地臣之侄子）及董事说： “鸦片是对华贸易中唯一盈利商品，并且利润可观。利润大的生意都 不会长久，各国都挤到一条道上走私鸦片，鸦片的利润就会摊薄，甚至滞 销。不要以为中国的市场大，中国吸得起鸦片的只是少数人。这些人吸穷 了，新增的瘾君子还只是少数人。 “现在的清廷禁烟不力，造成走私泛滥。但清廷不会甘休，眼睁睁望 着白银外流。以后中国强大了，会彻底堵塞走私渠道。作为港督府，也不 可能永远开放鸦片贸易。鸦片是毒害人的东西，如果香港只是鸦片的集散 地，香港的形象就很糟糕，总督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 “我们必须清楚看到这点，英国国会，是经过长达10年的辩论，最后 迫于贸易逆差，才批准授权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入鸦片。鸦片扭转了贸易 逆差，中国的禁烟，意味着英国在华利益将会丧失。1839年，内阁在决定 向中国动武时，交国会投票表决，其中赞成票271票，反对票262票，仅以 微弱的优势通过向中国出兵。在辩论会上，保守党议员詹姆士·古拉哈姆 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著名讲话，谴责英国对华战争及向中国输入鸦片。 “诸位比我更清楚鸦片贸易在公众中的形象。记得乔依斯议员说过一 句这样的活：‘占领一个国家可依靠枪炮，统治这个国家，就不可再依靠枪 炮。’我想鸦片贸易也是这样，打开中国的市场可依靠鸦片，但巩固这个市 场，就不能再靠鸦片。要想维持长久的英中贸易，只能靠先进的英国工业 品。我们作为英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商，必须以这个为基点。” 渣甸讲话完毕，会场一片寂静。亚历山大·马地臣以狐疑的目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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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曾积极鼓动鸦片战争的首任大班渣甸，他质疑道：“经商是最忌讳谈论良 知的，须知，再先进的英国工业品，带来的只是赤字，赤字是公司的大敌， 摈弃鸦片，无疑自取灭亡。”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渣甸的回答既含糊，又耐人寻味。 威廉·渣甸本人，淡出对华贸易及鸦片走私。这一难题，将留予洋行 的第二代掌门人。渣甸洋行的另一位创始人詹姆士·马地臣亦未直接介人 对华贸易。他与渣甸一道，皆是中国人眼里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们留在远 东，于对华贸易不利。 威廉·渣甸闲居英国的庄园。詹姆士·马地臣于1848年设立一间渣甸 洋行全资拥有的伦敦马地臣公司。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30余年问，香港渣甸洋行的大班依序是：亚历山 大·马地臣 （1842—1852年）；大卫·渣甸 （1852—1856）；约瑟夫·渣甸 （1856—1860）；亚历山大·珀西瓦尔（1860—1864年）；詹姆士·惠代尔 （1864—1874年）。 他们均是渣甸、马地臣两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其中马地臣家族自19世 纪后期淡出远东，主持伦敦的马地臣公司。 渣甸这次来华的唯一“功绩”，是否定了第二代掌门人欲将重点放在鸦 片贸易上。亚历山大·马地臣等五任大班，均采取两条腿并走的方针，一 条腿踏在“正当经营”上，一条腿仍在鸦片贸易上行走。“正当经营”都是 前景广阔，但目前盈利少甚至不盈利的项目，其资金来源，取自鸦片贸易 的利润。 当时很多人指出：渣甸洋行吃力不讨好推销棉毛纺织品，是挂羊头卖 狗肉，是为了掩盖其贩卖鸦片的罪恶。只有经济史学家站在历史的角度反 观这段前史，才会发现他们井非如此。 有一点又是不可否认的，渣甸洋行是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最大的鸦片商。 1845年，香港审计总监向港督戴维斯提交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80艘飞剪 船出入香港运载鸦片，其中19艘是以渣甸洋行的名义注册的。 渣甸洋行常年维持10只鸦片趸船，高峰时有14只，约占整个中国东南 沿海鸦片趸船的1/3。五大通商口岸的开放，渣甸洋行看好上海优越的地理 位置以及广阔的富饶腹地。渣甸洋行有4只趸船锚泊于吴淞口，据1850年渣 甸洋行鸦片贸易行情报表，该行月销鸦片600余箱，其中吴淞口站销350箱。 当时的通讯联络靠飞剪船传递。总行每月编一册行情报表送至各分站。 报表载有各国鸦片商的鸦片囤积量、飞剪船的出入、鸦片产地及销地价格 涨落，等等。各站根据报表，决定入货出货及价格。 战后英国第二大鸦片商是颠地洋行 （Dent and pany）。渣甸、颠地 垄断价格长达10多年，他们的船长往往联合行动，把船泊在第三者船的旁 边，以削价的方式把对手排挤出局。 渣甸、颠地两家的鸦片贸易“信誉卓著”、“鸦片质量上乘”，中国的鸦 片商乐意与这两家打交道，通常不须检验鸦片的质量就进行交易。 Edward Le Fevour在《19世纪的渣甸洋行》一书中指出。“1850年前， 沿海的鸦片市场长期由渣甸与颠地两家分享。” 收山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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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众多的小鸦片商只能成为大鸦片商的附庸 （将鸦片交他们 代理），或在大鸦片商的势力范围外生存。 大鸦片商垄断与中国鸦片商单独交易的局面，于1850年被打破。各轮 船公司纷纷开辟至各口岸的航班，为走私鸦片大开方便之门。 从50年代中期起，沙宣洋行从鸦片贸易中崛起，成为渣甸洋行的强大 对手。沙宣洋行长期向中英两国出口印度原棉。1834年，大卫·沙宣（David Sassoon）开始涉足向中国走私鸦片。沙宣洋行首次使渣甸洋行感到威胁， 是它与印度的英商采取联合行动，在加尔各答拍卖中高价收购鸦片。 1860年，沙宣又采用渣甸、颠地三四十年代的战术，在中国的口岸大 量低价销售，从而挑起新一轮价格战。沙宣有自己的销售网络，沙宣的客 户都是新一代中国鸦片商，他们早就不满渣甸、颠地与中国大烟枭独霸市 场。 鸦片贸易的暴利年代是19世纪30年代，盈利达百分之几百。惊人的利 润导致恶性竞争，鸦片供大于求。据剑桥大学存档的渣甸洋行资料，19世 纪五六十年代，渣甸洋行自有鸦片贸易利润率为15％，代理鸦片贸易利润 率为4％。这比正常商品贸易利润略高一些，因此，面对沙宣挑起的价格战， 渣甸洋行大班作出抉择：置之不理。 沙宣洋行进而釜底抽薪，欲切断渣甸的鸦片货源。沙宣的做法是，对 控制鸦片货源而又愿交易的印度商人，预支3/4的货款。这样使得大部分印 度鸦片商跟沙宣跑——其中有不少渣甸的老客户。 渣甸陷于被动，予人“束手待毙”的感觉”到1871年初，沙宣洋行控 制了70％的鸦片，成为远东最大的鸦片商。 1872年11月，渣甸洋行在印度的关系企业伊杜吉公司倒闭，标志着渣 甸洋行大规模鸦片贸易的结束。此后，只从事少量代理，直到彻底淡出。 靠走私鸦片发迹的渣甸洋行，最后“死”在鸦片贸易上。这 同时又意味着渣甸洋行获得“新生”一30年来，靠鸦片利润支撑的各 项投资项目已具规模，有的已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渣甸洋行由罪恶的鸦 片走私，转轨“民生事业”水到渠成，未经历痛苦的“分娩”。 百余年来，渣甸洋行一直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产业领域几乎无 所不包。相反，在鸦片贸易中脱身迟缓的其他洋行“，未顺利地进行转轨， 在日后的香港经济界影响日微，直至消亡。 我们回过头看威廉·渣甸的言行，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毒泉，同时又是 具有远见卓识的商界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