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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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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传信来,要求退股散伙。霍英东泪洒荒岛,惨败撤离。      霍英东在近期与香港作家冷夏交谈时说:“我一生犯过两个大错误,东 沙岛采海人草是第一个。那种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险恶,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忍受过来的。”      东沙岛又使得霍英东一无所有,几年的辛苦全泡了汤。母亲心痛不已, 责怪儿子是老衬(傻瓜),海人草能卖那么高的价,而别人都不去采,肯定 是干不得的。      霍母声称不再跟儿子合伙做生意,霍英东经过这番冒险经历,性格变 得倔犟,意志更坚毅,行动更果敢。他不想老是在母亲的庇护下生存,期 望完全自立。      霍氏母子分道扬镳,各立门户。母亲仍做驳运生意,霍英东买了一艘 拖船跑运输。母子俩都还是靠水为生。       “母亲从未信任过我,我经常我行我素,她认为我是鲨胆,太莽撞、 太冒险。我尊敬母亲,但我那时快30岁了,不能事事都听她的。”                                     靠水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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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英东出生于水,对水有特殊的感情。霍英东凭藉一艘拖船,维持着 一家人生汁,还略有积蓄。他熟悉珠江口各岛屿间的水道,也对这片地区 的海上贸易了如指掌。      霍英东说:“因为我年轻时运气不太好,所以比较相信命运。一个人该 不该发,运气有时会起很大的作用。”      财运终于来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帝国主义对中国实 行经济封锁,港英当局也宣布切断与内地的贸易。工业基础薄弱的新中国, 急需各种战备物资。香港的华商,为自己、也为同胞冲破帝国主义封锁, 向内地运送违禁物资。禁运造成物资奇缺,价格暴涨,不仅是物资本身, 运价亦直线飚升。      这就是霍英东碰到的发财良机,如果霍英东没有这艘拖船,对海上贸 易一无所知,他很可能就会错失这次机会。      霍英东是最先涉足这一行列的。香港原来就积压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 资,此刻,又有人源源不断地将货聚集于香港——待这些“冒险家”转运 到内地或中转站澳门。      霍英东从未交过这种好运,现钞如猪笼入水,数都来不及数。他可以 几天几夜不睡觉。他既做船东,又做货主。他的船只成几何级数增长,拥 有一支可观的船队。      盈利大的生意,也意味着风险极大,有不少船只,或触雷,或翻船, 或被扣留,或受到炮舰攻击。霍英东运气特别好,毫毛都没伤一根,旗下 的船只,均人货无恙。      战争引发的“特需”,在香港造就了一批富翁,霍英东自然在其列,并 且创造出布衣晋身富豪的神话,香港的亲英人士,指责朝鲜战争中与内地 进行特需贸易的人,说他们发的是不义之财,更谴责他们走私军人,是战 争贩子。      诚然,根据港英当局当时的法例,他们是属“走私违法”。但从国家和 民族的角度相论;他们的“偷运”又属义行壮举。      当时的禁运物资有数百种之多,其中以军人与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 之类的抗菌素)的利润最大。霍英东“偷运”的物资是哪类,就不得而知。 也许是有人见霍英东“草莽暴富”而耿耿于怀,就戟指霍英东是“军火商”。      朝鲜战争结束,与内地的民间贸易很快沉寂下来。靠水发家的霍英东, 考虑他下一步的发展。      英文《南华早报》发表了Berta manron女士 《霍英东发迹史》一文, 文中说:霍英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至少赚了100万美金。      但很多人认为不止这个数。      1954年,霍英东用现金在铜锣湾买下他平生第一幢大厦。      已掘得第一桶金的霍英东,该把他的投资方向指向何方呢?不甘沉寂 的霍英东,如今有可观的资金做后盾,必有一番大的作为。       (详情请参阅广州出版社出版、冷夏著《一代商圣——霍英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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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章 沪商聚港 共执纺织业牛耳      香港纺织业的发展,沪商功勋彪炳。陈廷骅创建南丰纱厂,遂成香港 的棉纱大王。周文轩、安子介等人以染纱起家,旋即四面出击,开纱厂、 布厂、成衣厂,成为同业的一匹黑马。个人称奇的是,这些后来成为商界 政界大人物的陈氏、周氏、安氏,没有一个是来自上海滩的阔佬巨富                               香港的纺织制衣业      香港旱期工业起飞的资金和技术主要来自上海,而劳力主要来自邻近 的华南农村。香港工业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单纯从转口贸易中赚取 经济收入到输入原料加工成品,最后输往世界市场销售,从而赚取“附加 值”的转变过程。      纺织制衣业是这种转变过程中的先驱。      战前,香港仅有少量山寨式纺织制衣工厂。      1950年,香港纺织制衣工厂逾500家,雇用工人2。5万名,约占制造业 雇员的30%。      1960年,香港纺纱厂逾30家,员工1。6万名;织布厂逾300家,员工2。46 万名;制衣厂689家,员工4。2万名。其中制衣业发展最快,工厂比1950年 增长16倍,员工增长20倍,员工数占整个制造业员工的18。8%。      纺织制衣业的发展,带动香港整个产业的发展。长期以来,香港的纺 织品出口,占总出口量的30%。      从60年代起,香港更注重发展附加值高的制衣业,遂成为世界成衣中 心。1973年,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1978年,虽然 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33。5亿美元,以 33。2亿美元而退居第二位,但在 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到90年代 仍保持世界第二位,不能不是个奇迹。      从80年代起,香港劳务成本高涨,广东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 厂,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在50年代前,上海纺织品产量占全 中国的一半以上。      上海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香港沦陷前,当时上海沦为日伪 统治,而香港相对太平。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一部分子抗战胜利后迁 回上海,大部分因解放战争而留在香港。由于沪商的带动,香港本地商人 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      第二次迁港高潮,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最初是举厂南迁。解放军 占领上海后,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 得多,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 廉价劳力取之下尽。      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工业 化起步时,纺织业一马当先,成为众业中的明星,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      在香港的华商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香港 是不择细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 台,逮住适宜的机遇,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纺织业的沪商,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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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有的晋身两局议员,显赫一时,饮誉香江。      从事纺织业的沪商,实力及影响迄今仍居前茅的有陈廷骅、周文轩、 安子介等人。                                     涉足纺织      令人称奇的是,上述三位捭阖香港纺织业的沪商,来香港之前,都不 是纺织资本家。      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宁波的殷商。陈廷骅中学毕业,便早早 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那时的上海商人,有半数是宁波籍人,另一半来自 杭嘉湖 (杭州、嘉兴、太湖)平原。      父亲说:“要想成大事,非得去上海不可。”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 到上海。陈廷骅做事踏实,加上父亲在上海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才二十 出头的陈廷骅,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逃到香港,在中环爱群行 租了一间100平方英尺的写字间,从事棉纱、棉布生意。      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乱,人心不稳,加上语言不通,生意 分外清淡。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跟广东人打交道,听 粤语如听外语。于是,就起念做工业家。他首选的业种,自然是纺织业, 这是上海人的传统工业。      陈廷骅做事稳健,动了念头,又迟迟按兵不动。      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考察市场,物色人才;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 筹措资金。      1954年5月,他通过邀股,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第一间纱厂设在新 界荃湾,那里地价便宜。纱厂资本额60万港元,两年后建成投产,月产棉 纱400包(每包400磅),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      周文轩、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和陈廷骅一样,他们来港 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      周文轩是苏州人,在家乡念书至初三,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 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到上海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有了一些积蓄后,便 邀几个好友,办了一间里弄小厂,专门生产缝衣车针。周文轩交往最多的, 是商场和制衣厂,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街头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布告称:“凡 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 码头、铁路、邮政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周文轩跑街头看布告,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他不属官僚资本家,而 是受新政权保护的民族资本家。可周文轩仍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 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 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 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安子介回忆道:“我当时像海洋中被大浪冲击着的一粒谷子。大浪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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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到哪里去,我就在哪里着陆。以当时的年纪来说,这也是一种冒险。”      3年后,日军长驱港九,安子介携妻儿再次逃难,历经艰辛来到重庆。 滞留内地期间,安子介做过政府公职人员和商馆职员。      1948年冬,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彻底溃败,淮侮战役相继打响。安子 介明白,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已定。      安子介带着家小及细软,再次来香港避风。安子介和一些上海朋友, 创办了一间贸易公司。      从1949年初起,迁港的内地移民势如潮水。香港充斥南腔北调,除百 年不衰的粤语外,最易闻及的是吴语。上海人多凭着吴语而互相结识,在 异地他乡,局势纷乱之中见着老乡,自然格外亲切。”      上海人常常聚集在一起,谈起国事家事及眼下的处境。周文轩与安子 介等人,就是在这种场合认识的。      原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唐翔千曾回忆道:我们在上海都还算体面人物, 来到香港,除了一双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香港人满为患,物价飞涨, 我们只能租简陋的房屋住,为衣食忧愁。香港的本地人,把种种不是归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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