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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创办刊物，营造舆论，这一行为更是历史上所未有，为中国政治文明中前所未有之事。
难怪，李鸿章说，这个时代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
尽管维新派仍然难以接近权力中心，但维新变法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传播开来。
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
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效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历史上的康有为更适合被叫做维新派，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还是在若干年后才为中国人所知道。
但康有为当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确实在客观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他的主张就是通过变法，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改革，以挽救民族，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确实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通过制造舆论，最后得到光绪帝的欣赏。于是上演了激动人心的一幕——直接被光绪皇帝引为改革的设计师。
二人相见恨晚，内外联手，推行改革的事迹，在历史课本上已经记载，不必赘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主张获得光绪的认同，并发起了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短暂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保守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回头来看，这项政治改革的本质其实是要求放权，尤其是〃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直接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也正由此，这项改革遭到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的反对，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不足百日宣告破产。
当1898年，光绪皇帝做出改革的努力时，日本已经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列强的一员。由于为中国的近邻，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地缘优势，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因为兵力最多而成为急先锋。
列强横行中国并掀起的瓜分狂潮，必然地直接与中国下层人民产生冲突，并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战乱与王权更迭，更多是阶级矛盾或利益集团冲突所致。即使在清军入关，铁蹄蹂躏中原的时候，矛盾还是更多表现为朱明政权与清廷力量的对立。此后，反抗清政府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还没有上升到民族矛盾的层面。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所以，我们所说的19世纪末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历史层面的总结。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颇为类似。这种类似，表现为盲目排外，以驱逐外国人为目标。双方的口号也类似，在日本是〃尊王攘夷〃，在中国是〃扶清灭洋〃。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两国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开始被统治者利用，最后被抛弃。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为当权者所利用，也为侵略者——日本所利用。
1889年，发起于山东的义和拳首举排外旗帜，与基督教传教士、教民展开斗争。所谓斗争，主要表现为屠杀。
这种盲目的屠杀行为被日本看作其在中国扩大权利的绝好机会。日本政府认为，义和团运动必然激起列强的报复，并需要军事力量，这就不得不依靠调兵最为便利的日本。这时已经接替伊藤博文担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抓住这一机会大量增兵中国，并等待列强采取行动。
不出所料，英、俄、美、法等国纷纷增兵中国。1900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纠集各国组成联合部队，进犯北京。八国联军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
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
此时，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一时之间，无法调集兵力抵达远东，遂向日本要求提出增派兵力。
坐等列强求援的日本在7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混成师团。7月，侵华日军达到2。2万人。
8月4日，八国联军二次进犯北京。在1。6万人的侵略军中，日军占8000人。通过这一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有阴谋的成分，是列强中的急先锋和主力军。
接下来的北京上演了惨烈的一幕。八国联军在肆意抢掠，而清政府的首脑——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
从历史的细节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野蛮行径，是与清政府的无能、昏庸、措施不当分不开的。这悲惨一幕，已经被侵略者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无能的清政府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能因为侵略者的野蛮可以忽略。
责任的拷问，暂且放下。且看日本在这一行动中是如何对中国进行致命伤害的。
被安排留守北京〃便宜行事〃的李鸿章，以老迈之身，为大清朝站了最后一班岗。经过与列强的反复磋商，12月22日，李鸿章与列强外交团谈成了《和议大纲》。其中，日方以出兵最多为借口，要求3470万两白银，折合约4895万日元。次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
与其他列强报复义和团不同，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更具预谋性。
在北京陷落的第六天，也就是1900年8月20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推进大陆政策的新设想，正式提出日军在华〃北守南进〃政策。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山县有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8年前，他是参议院的议事长，1894年，他带兵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如今，他是首相。对中国有着强烈〃占领〃欲望和军事经验的人当权，这是后来日本政坛的长期状况。
此前，日本政府对于其大陆政策有两种主张。一是北进论，即把朝鲜、满洲作为经营重点；一是南进论，即以台湾为据点向福建扩张。
此次山县有朋的〃北守南进〃政策指出，由于俄国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了10万军队，日本尚不能通过与俄国协商，达到经营北方的目的。在此情况下，不如先行经营南方，伺机与俄国交涉，以达到经营北方的目的。山县有朋引用谚语说，追两兔者，一兔不得。
在日本避开俄国的锋芒采取守势和通过《辛丑条约》换得短暂和平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挽救统治危机，成为清政府的头等大事。此次改革史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改革涉及到了政治体制，而且注重向近邻日本学习。事实上，在新政正式实施之前，清政府就开始选派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意在培养改革人才。
1896年开始，中国留学生开始涌入日本。
孰料，由于1905年的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日俄战争〃，使留学生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产生并形成一种思潮。原本被清政府作为改革人才培养的留学生，成为革命的策动者，并最终成为清廷政权的掘墓人。
专制政权培养的人才，往往最终让其无法驾驭。其目的本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却培养了一批认清这个政权漏洞百出的人。
事实上，〃学习日本〃的想法，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提出。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大清朝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眼中，日本是一个值得佩服的对象。尤其是甲午战败后，更多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战败并不全怪日本，更多的责任在清廷没有像日本那样找对出路。
1877年，黄遵宪作为参赞随同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到达日本。黄注重研究日本，用10年时间写成了《日本国志》。这本书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研究日本。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在1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在历史上，对日本的记载不过是倭寇、倭人。这与直到现在，中国人还习惯把日本称为〃小日本〃一样，充满不屑。其背后，不过是虚骄和无知。
即使从1877年这个时候开始研究日本，直到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也大多只是皮毛。相对而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则要深邃得多。
1898年，当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思想后，从康有为那里更多地了解了日本。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指出，中国的改革重点应该是放松专制和扩大参政范围。
百日维新期间，卸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并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
最终因为慈禧太后的阻挠，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但在经历了一番逃亡之后，她也开始认识到，在政权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漂亮的颐和园是坐不稳的。
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1902年，在度过了两年的狼狈〃西狩〃生活之后，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经历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之后，作为保守派的慈禧太后不得不认重新拾起维新派的主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