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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氏发疯似地骂人，骂陈荣久，骂小李子。
一天中午，包氏正在睡午觉，忽然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高莹找上门来了。通讯员小李子把门打开，见穿着军装的高莹进来，赶紧打招呼：“夫人来了！”
“夫人？”包氏被敲门声惊醒，又听说夫人来了，赶紧从床上坐起来。她细心地端详着来人，发现是位20多岁的姑娘，长得细白皮肤，大眼睛，高个子，一脸的秀气与骄嫩。不用说，一准是在城里长大的。包氏忙问：“你找谁呀？”
“请问，陈荣久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丈夫。”
“那这孩子？”
“噢，那是我们的儿子。请问小姐，您是？”
高莹的脸立刻阴了下来：“陈荣久说，他已经把你给休了，你还找他干什么？”
“休了？谁说的？”
高莹大声喊道：“他自己说的。”
包氏听话音就明白了：这个女人一定是陈荣久的新欢。她下了地，接着问：“你是陈荣久的什么人？”
“我是陈荣久明媒正娶的妻子高莹。”
包氏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阵黑，险些摔倒。她振了振精神，厉声问高莹：“你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那我算什么？我告诉你，我和陈荣久十年前就已经结婚了，我们的儿子已经9岁了。我才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你这个小妖精，仗着你有一个漂亮的脸蛋，就来迷我丈夫。今天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包氏说完，一个箭步窜上去，要抓高莹。高莹也不示弱，伸手先给了包氏一个大嘴巴，包氏的嘴角立刻流出了鲜血，“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口吐血沫，四肢抽搐起来。
“夫人，您还是先走吧！”小李子见包氏倒在地上，赶紧催高莹快走。高莹使劲儿地用鼻子哼了一声，走了出去。
小李子见包氏倒在地上不醒过来，吓得赶紧往军营里跑。他转了几个圈，才找到营长。等陈荣久坐车赶来时，包氏和儿子都不见了。陈荣久问房东，房东告诉他：“夫人已经走了。”
“到哪去了？”
“她说她回老家。”
陈荣久站在地上呆呆地发愣。当小李子提醒他快去追时，他摆了摆手，之后坐车回到了军营。
等他晚上回到家，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屋子里乱成一团，陈荣久的几件军装和被褥被扔到了地上，妻子高莹已经走了。床上放着一封信，信上只有两个清晰的大字：离婚。
陈荣久看着那两个字，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一口棺材，心里上下直翻腾。他呆呆地看着窗户，之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正文 尾声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正是打土豪、反恶霸、反奸、反特运动的开始。一天，东三家子瓦房村村民高哈拉巴拉正在家中莳弄园子，发现两个陌生人到他家找水喝。高哈拉巴拉便与两个人攀谈起来。在谈话中，高哈拉巴拉发现一个人脖子上有一条绿色线绳，断定身上有匣子枪，肯定不是好人。于是，趁两个人喝水之际，他悄悄地找来了邻居的两个棒小伙子，三个人一起将带枪人的手扭住。从他身上搜出一只快慢机匣子枪，60发子弹和一些大烟土。当即将其五花大绑，押送到区政府。经审讯，他们承认是土匪，那个带枪的人是土匪头子三里三，另一个是三里三的铁哥们王二。区武工队立即将二人押送到郭前旗公安局。一声枪响，土匪头子三里三被处死，王二被押送到某劳改农场。
十一月下旬，新庙区袁家窝卜屯来了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一身农家妇女打扮，高个子，大眼睛，瓜子脸，说话粗嗓门。她偷偷摸摸地向当地群众打听怎样才能买到枪。有人把情况报告给了新庙区公安分局。公安人员老张将计就计。他化了妆，来到袁家窝卜，和这个女人偷偷地谈起了买卖。老张说自己有一支手枪，是父亲留下的，想出手卖掉。于是，那个女人便和老张来到了新庙看货。在一个住户家里，老张拿出了枪。这女人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接着便付了钱。就在这时，另一个公安人员小李从另一个屋子里持枪走了过来，两个人一起将这个女人抓住。经审问，该女人承认自己是土匪头子花蝴蝶。于是便把她押送到旗公安局。1947年末，女匪首花蝴蝶在郭前旗被我人民政府枪毙。
自库里剿匪之后，匪首金甲龙从库里西北角逃了出来后，躲进了江边的柳条通，好长时间没敢再露面。
1946年12月，在柳条通里猫了半冬的金甲龙见风头已过，便开始串联人马，重操就业。他组织了北部地区的残匪100多人，继续掠夺民财，无恶不作。我蒙古族独立团几次围剿之后，剩下的残匪也苟延残喘，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逃跑，有的投降。金甲龙眼见绺子逐渐瓦解，便带领残匪十来个人，趁着一个黑夜，逃到郭前旗西部。后绕道至长岭，又从长岭转到长春，投靠了国民党。
土匪大五洋从库里屯西北角逃出来后，立即躲了起来。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他坐卧不安，不敢露面，更不敢回德惠的老家。他知道：国民党气数已尽，自己单枪匹马，投靠他们也不会有好果子吃；自首，对于他这样的一个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共产党是不会饶过他的。思来想去，一咬呀，一跺脚，乔装改扮，逃往黑龙江。1947年，黑龙江省某煤矿多了个窑工，40多岁，大各子，姓杨名武大，有一身的力气，工作十分积极，深受煤矿领导的信任。之后又被提升为窑下作业组组长。不久又成了家，娶了个30多岁的寡妇。
1950年，黑龙江省某煤矿来个参观团。团里有个在郭前旗工作过的军干部。他在井下参观时，发现一个窑工的面孔十分熟悉，便冥思苦想。后来终于想起来：此人可能就是土匪头子大五洋。
这位军干部赶紧向厂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并查阅了这个窑工的档案。只见履历表上清晰的写着姓名：杨武大。这位军干部一拍桌子；“正是他！”
厂领导赶紧问：“他是谁？”
军干部说：“杨武大，你们倒过来念。”
厂领导读到：“大武杨。”
军干部说：“对，就是他。这个人原是郭前旗一个大土匪头子，报号‘大五洋’，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解放后逃得不知去向。没想到，这小子到这来了。”
1950年，匪首大五洋在黑龙江某煤矿被抓获，后被我公安机关镇压。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林彪、罗荣桓发起了辽沈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锦州，截断了东北敌人向关内的退路，之后把长春围得水泄不通。兵临城下，许多被困在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率先起义，其余的投降。
陈荣久当时也被困在长春。后来见大势已去，再跟着国民党只能是死路一条。他和陈万才商量后，于9月14日率领自己的独立营投降了解放军。
他的一个营被收编在解放军某部的骑兵团。经过整顿和思想改造，他当上了二营一连的副连长。陈万才调到一营，也担任了副连长。
全国解放后，国家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和反动会道门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份子。1950年10月，政治运动首先在党政队伍中开始。此时，身为解放军某部独立团二营一连副连长的陈荣久坐卧不安。他回想起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当土匪，劫军车，杀害解放军战士，抢劫百姓财物他越想越怕，越想越睡不着觉。他知道：一旦东窗事发，自己的罪行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产党一定不会饶了他。莫不如早点给自己找一条后路。思来想去，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咬牙，趁一个黑夜，他腰别着枪，乔装改扮，溜出长春，徒步跑到小合隆镇，之后坐上了北去的列车。他坚信古人的一句话：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他坐上火车一口气逃到哈尔滨。为了生存，到哈尔滨后，他不得不干一些出力的活。经人介绍，他当上了某工厂的运煤工，整天赶着马车，为工厂运煤，一天要干十来个小时。弄得一身煤灰，一张白脸变成了黑脸。晚上躺在床上累得浑身疼痛。
忽然有一天，他在运煤的路上遇见两个熟人——他们都是郭前旗同乡。幸亏他戴一顶狗皮帽子，身穿劳动服，一脸的煤灰，没被对方认出来。以后的日子里，他又多次遇见郭前旗的熟人，又几次侥幸躲过了碰撞的机会。终于在一个晚上，他辞掉了这份工作，只身逃往黑龙江省某林场。他当上了一名伐木工，终日在深山里伐木，油锯整天的叫唤。每放倒一棵树，他便扯着嗓子喊：“顺山倒了哎”
时间一长，他又厌倦了这份工作。他觉得干这份工作莫不如蹲大狱，还能落个清闲自在。像他这样的一个财主家的少爷，一下子干这种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惩罚。
终于，他又辞掉了这份工作。来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他认为：自己是蒙古族，自己的祖宗是草原人，他来草原上也是一种回归。
他清晰记得：他有一个远方的表兄就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叫达木格。只有他能接收他，容纳他。
他在草原上转悠了十几天，终于找到了表兄。
表兄已经50岁了。他还是小时候在老家见过一次表兄的面。这么多年没见面，已记不得表兄的摸样了。若不是他还记得姑父姑母的名字和表兄的名字，表兄也不认识他。
表兄是个牧民。他暂时住下来，帮表兄放羊。
他对表兄隐瞒了身份。他说，因为他们家是地主，土改时家产被共产党分了，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被定为四类分子。由于他成分太高，在郭前旗根本讨不到老婆。为了成个家，他只好来投奔表兄。
表兄达木格根本不信。在他与陈荣久的言谈中，发觉他根本不是个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是普通的牧民。因为每次谈起种庄稼，他说的都是外行话；谈起放牧，他又扯得太玄乎。
表兄决定对他进行一番调查。
达木格托他为自己放几天羊，他要到临旗去买十几只羊。需五六天才能回来。
陈荣久满口应允。
达木格坐上火车，一口气来到郭前旗的达里巴屯。达木格以前曾来过这样里，对这里很熟悉。他在屯子里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陈荣久大名的。原来他先当土匪，后投奔国民党，最后又投降解放军，镇反运动中又亡命天涯
达木格回到家乡后，立即向旗政府报了案。
陈荣久在呼伦贝尔盟被抓获，后被人民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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