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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全国共有二百八十多名像籍传茂这样的高中毕业生，通过高考收获了意外的喜悦。
新中国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派遣留苏生，严格来讲是从1951年开始的。不过，当年是以保送生的形式，从国内少数几所中学中进行了选拔，人员数量极少。
真正大规模通过高考选拔留苏预备生的工作，是从1952年开始的。然而，这一年的选拔，却具有某些“意外”的色彩。
1952年，教育部计划招收一千一百名学生到留苏预备部学习。在这些人当中，有二百人的名额属于军委。7月，军委提出意见：考虑到军事留学生的特殊身份，要求由军委自行安排他们的出国培训。这样算下来，将只有九百名学生进入留苏预备部学习。
留苏预备部已经做好了接收一千多人的准备。人数骤减，不免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各部委出于培养业务骨干的需要，要求早派、多派留学生的呼声非常强烈。
由于当年研究生留学考试报考工作已经结束，教育部建议在当年参加高考的五万余名报考生中，择优选拔二百余人作为留苏预备生，经过培训派往苏联攻读大学本科。
从此，“留苏预备部”，这个崭新的名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1953年，相当数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已经被正式列入教育部拟定的留苏选拔计划中。“考取留苏预备部”成了无数优秀青年的追求。
除应届高中毕业生外，一部分政治可靠、成绩优秀、具有培养前途的高等院校一年级肄业的大学生，也经选拔进入苏联大学一年级学习。另外，一些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已高中毕业，或通过自学具备了同等水平的优秀青年干部，也获得了前往苏联大学学习的机会。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5）
陈为江＇U8＇回忆道：
“那时候，分配到每个大学的留苏生的名额非常有限。即便像我就读的清华大学这样著名的学校，一个班也只有一两个人的名额。”
研究生是在数量上仅次于大学生的留学群体。与大学生相比，选拔研究生的条件除政治可靠、工作成绩优秀外，特别强调要求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
研究生的选拔主要来自于以下两类人员：
一类是机关干部。要求大学毕业，从事研究工作或相关业务工作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有培养前途；
另一类是高校人员。要求为国内具有一定学术造诣的高校助教、讲师、教授、副教授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
为满足国内高等院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教育部从1955年起，每年陆续派出数量不等的在职教师前往苏联进修。
留苏进修教师的选拔对象为政治可靠、业务能力突出、有工作经验的国内各高校教授、副教授或讲师。在苏期间，进修人员主修与本专业相关的一门功课，留学年限一般为半年到一年半。留苏进修教师的的名额由派出学校自行确定，归国后回原派出学校继续工作。进修人员留学期间照发工资。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除了教育部选派的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外，其他系统，如国家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院，以及某些大型企业，也派出了大量短期留学人员。
“过三关”
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事关国家的未来，是一项无比严肃的政治任务。因此，有关部门严格遵循一套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选拔标准和工作程序，以确保遴选出最可靠、最优秀的未来建设者。选拔条件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够得上入党条件，不一定够得上留苏条件”。
所有留苏人员，都要“过三关”。
首先是学习和考试成绩。被推荐的人员要在学习或工作期间成绩保持优秀，具备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培养潜力。除应届高中毕业生以高考成绩为准、进修生仅考核俄语成绩外，其他类型的教育部派出留学人员，都需要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留学生考试。
其次是政治审查。不仅要求被审查对象思想进步、道德品质优秀、政治上可靠，而且其家庭成员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在政治上也必须清白。在选拔进入留苏预备部前，各省市先要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再送高教部终审；进入留苏预备部后，校方还要组织专门人员进行外调，进一步落实学员及其家庭关系的政治背景。这种层层审查的过程，被戏称为“小米筛子加细罗”。
最后还要过体检这一关。建国初期，许多人还不知体检为何物。教育部协同卫生部，制订了今天看起来都非常周密的体检规范。大到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疾病，小到砂眼、扁平足，都纳入检查范围。为了避免出现执行中的偏差，1958年卫生部还专门发布了《留学生体格检查标准》，详细规定了三十七个检查项目是否合格的判断标准。
毕业于基辅工学院的张开华＇U9＇，向我讲述了他的选拔经历。
1954年10月，十九岁的张开华正在哈尔滨某中学紧张地准备高考。忽然有一天，学校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办公室。书记对他说组织上对他的未来去向有所安排，要他填写了几个表格。临走的时候，领导特别强调对这件事要暂时保密，不可以和任何人，包括家里人讲。
突然有一天，住在附近县城的爷爷慌慌张张地跑到张开华家，一进门就问：“开华是不是出事了？”原来，当地的民警找到爷爷，说要了解张开华的家庭历史，一直问到爷爷的爷爷那辈，也不说是因为什么事，害得爷爷虚惊一场。
那年冬天的时候，学校通知张开华和另外几个学生去体检。五六个男同学一起接受医生们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检查，又是查视力，又是量身高，又是做透视，又是测血压孩子们既新鲜又紧张，隐隐约约地感到可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来临了。等到报志愿的时候，学校吩咐第一志愿不要填别的，一定要报北京留苏预备部。这时才真相大白。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6）
“我们报考留苏预备部的学生集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个特殊的考场里参加高考，大概有一百多人吧。最后被录取的只有十个人。后来到了北京，又进行了一轮政审，结果又淘汰了一部分人。等到出国的时候，包括我在内只剩下四个人了。”张开华回忆道。
最初，留苏学生的选拔考试不是很正规，考试科目也不区分专业方向，一律为语文、政治常识和俄语。34
1952年，是在中国留苏学生选拔派遣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的8月9日，中国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协定》规定；“已受过完全的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之人员，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35
从此以后，留苏学生选拔考试严格按照苏联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学科考试科目进行。
从1953年起，教育部开始举行全国统一的留学生考试。北京、上海、汉口、重庆、沈阳、西安等六地设立了考区。为了确保考试质量，教育部还成立了专门的学科考试委员会，负责考试标准和考试课目的审定。委员会分为政治财经、理工、农医、政法文教四个组，每组成员都是各学科声望如日中天的学术泰斗，如政治财经组的何锡麟、何干之；理工组的钱伟长、华罗庚、赵忠尧、周培源；政法文教组的钱端升、翦伯赞等。36
1955年参加研究生留学考试的徐静＇U10＇至今还对备考的情形记忆犹新：
“我所就职的中山医科大学推荐了二十多名大学毕业生和在职教师，经过政审只剩下了四人。学校给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考试。我已经工作了几年，大学学的一些基础课已经记不得了，只好一门门从头捡起。我当时已经有了孩子。母亲非常理解和配合我，把孩子管起来，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那时家里居住面积不大，上有老下有小，在家里学习会影响家人休息，单位下班又锁了门。我看宿舍外面有一盏路灯还比较亮，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夜里有时就坐在路灯下学习；早晨天还没亮，我就又坐到路灯下。那可真叫夜以继日、披星戴月啊！
考试是在武汉大学进行的。正值酷暑，武汉被称为火炉。人坐着什么都不做，汗都顺着衣服往下淌。我们考试的教室又闷又热，大家又紧张，有的人考着考着就晕倒了，有的人交卷的时候一下子倒在了讲台上。我们的考场当场倒下了七八个人。”
留学生考试和公开选拔制度，为普通家庭的子女开启了出国学习的大门。“出国留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
通过优中选优、严格审查，国家遴选了一大批政治可靠、学习优秀、身体健康的未来栋梁之材。这份投入，在后来收获了慷慨的回报。
“填鸭式”教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一年时间里，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俄语和政治学习。
学员入学后，按照俄语由低到高的不同水平，分成小班教学，每班的学员约有三十人左右。
大部分学员在来到留苏预备部时，俄语基础都不好；有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俄语，要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学。要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初步掌握俄语语法，积累生活、学习所需的基本的单词量，除了死记硬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所有学员都给自己布置了每天背诵几十个单词的任务，为此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记忆。其中，谐音记忆法最有效。比如，把俄语的“回家”说成“打毛衣”，把俄语的“星期天”说成“袜子搁在鞋里”，毛巾被说成“拨拉芹菜”。各种谐音有的形象，有的诙谐，笑闹之间，许多生拗的外语单词就记住了。
俄语中有一个发音近似于“勒”的颤舌音，需要用口腔中的气流持续冲击卷起的舌尖。这对于说话时舌头比较硬的中国人而言，是个不小的困难。有不少学生苦练几个月，舌头都肿痛了，就是发不出来。可是不会发这个音还不行。俄语中还有一个 “勒”的平舌音。有些词就是这一个字母的区别，发音不准确有时会造成词义的曲解。有的同学推荐了一个方法：练发音的时候在口中含一口水。大家一试，还真灵。
第五章 梦开始的地方（7）
为了制造一种强化俄语交流的环境氛围，有的班级还规定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生活往来，从早到晚都不能用中文。如果谁说了一句中文，就算犯规，便要扣分。
每天早晨五点钟，学生们就起床了。操场上、角落里、树阴下，学生们或立、或行、或倚、或坐，到处都是埋头苦读的身影。
早晨八点开始上课，除了中午一个小时午休时间，课程一直延续到下午四点。下课后，老师离开了，可是教室里仍然座无虚席，学生们在上自习。每个人都在各自高声朗读，教室里声浪滚滚，可是居然各学各的，互不影响。
晚上十点钟，学校准时熄灯。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许多学员就借口上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