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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
第六章 五分！五分！（3）
面对艰难处境，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
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三个月的疗养。在那里，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
可是回到学校，酆炳林的心情陷入了谷底。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前后又停了半年课。追起来就非常难了。由于思虑过度，不久以后他出现了头晕头疼的症状，听课受到了影响。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国家有政策，像他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回首往事，酆炳林说：
“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这时候，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见到我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他还没说完，我就跳了起来：‘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补习漏掉的课程，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一句句比照，誊抄；遇到问题，就向同学请教。一个星期过去，觉得可以了，就约老师补考；下星期再准备另一门。就这样，他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假期，不分寒暑，酆炳林奔波于宿舍、教学楼、实验室的道路上。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四十年后当他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才游历了全部美景。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六年。
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
军事留学生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交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捍卫新兴的人民政权，“小米加步枪”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多兵种、现代化、用先进指挥艺术和管理理念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
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五十三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军事留学的序幕。
据有关人员介绍，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共有六批三百三十余名中国海军人员，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克雷洛夫海军工程技术学院等十余所海军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我国还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红旗空军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等军事院校派出了大量的军事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0年，我国共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近千人。
除了极少数来自国内正规军事学校的学生，军事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土八路”，还有一些刚刚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代数、几何都不知道，却要一下子钻研微积分、高等物理和化学，还要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六章 五分！五分！（4）
曾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学习的张重远＇U20＇回忆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老师讲的东西必须要听懂，必须要领会，必须要记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必须记住七十个单词。那时候真是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也要把当天背过的七十个单词逐一过一遍，看看是否还有没记清的。”
军事留学生们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就接着学习；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到了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7。12）
邹伯贤＇U21＇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学院领导召集包括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在内的学生干部开会，郑重宣布：
“朝鲜、东欧国家的干部请回去传达：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中国的干部请传达：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学校将指定专门的教员进行陪同和监督！”
哈哈大笑之后，邹老正色说道：
“和民用专业的留学生不同，我们的学费是由国家完全承担的。我们上课要交学费，住宿要交住宿费，打靶要交子弹、弹药费，这些钱都是国家付的。我们这些军事留学生都知道，培养一个人要十万元人民币呀！那时候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几元人民币，你想想当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国家是真的下了本钱培养我们，你说我们不拼命学习能对得起国家吗？”
艰苦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些从青纱帐、黄土地、白山黑水中披着硝烟走出的战士，大部分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向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回顾留学苏联的收获，马春途＇U22＇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军事指挥决策不能单纯依赖感性认识。一切分析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的基础上；
二是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都受到了军容军纪，以及严谨完备的军事条令规范的熏陶。尽管后来国内对这一套有过种种微词，但是必须承认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受到其深刻影响。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一线指挥将领，有的成为高级参谋人员，还有一部分进入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批高技术、现代化的军兵种建立起来，迅速填补了我国军队建制的空白，新中国军队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
“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42
第六章 五分！五分！（5）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设计、工艺制造、计划管理到财务管理、质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