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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当年中国留学生在学习期间结成伴侣的情况还是不少见的。
由于具有相似的经历，我能够深刻地理解那种在陌生的环境中内心的孤独，在艰苦的条件下对感情支持的渴求。
这时候，一对温情的手臂，一段真挚的感情，就可以使得两个人相互扶持、相互鼓励，共同走过人生中艰难而重要的岁月。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共同的经历，我才能从留学生夫妇之间不经意的眼神交流中，读懂那份难以言传的默契与温情。
坚守承诺
为了让留学生们专心学习，也是为了节省宝贵的外汇资源，五六十年代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留学期间大学生无特殊情况不能回国探亲，研究生只可以回国一次。这个限制对于孤身一人闯荡天下的大学生来讲，还可以接受；可是对于为数众多的研究生来说，却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五六十年代向苏联派出的研究生，一般都要具有两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因此年龄都相对比较大。很多人出国前已经组建了家庭，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孩子。苏联研究生的学制为三年。这期间只能有一次探亲的机会，对于拖家带口的研究生来讲，自然就平添了许许多多的思念和牵挂。
第十章 红莓花开（3）
在北京东南一间简朴的居室里，莫斯科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陈国藩，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的妻子。
1956年，正在唐山铁道学院任教的陈国藩突然被选拔成为留苏研究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此时，陈国藩和未婚妻已经恋爱很久了。
为了让即将出国留学的小伙子解除“后顾之忧”，热心的领导们为他们张罗了一个朴素而热烈的婚礼。一周后，陈国藩就动身去北京了。组织上出于照顾，随后又将他的妻子也调到了北京。在留苏预备部的近一年时间，陈国藩和妻子度过了新婚燕尔的短暂幸福时光。陈国藩出国后，妻子独自一人留守在北京的家中，孕育腹中的新生命。
在怀孕八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打水时妻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婴儿早产了。妻子独自一人挣扎着，几乎是爬到了医院。
孩子虽然保住了，可是却因早产先天身体孱弱，再加上对母乳过敏，连续腹泻不止，以至于得了肠梗阻，被送上了手术台。
孩子的医疗﹑手术费用要三百余元。对于收入平平的陈国藩夫妇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正当妻子一筹莫展的时候，幸好在唐山和北京的亲友们予以帮助。大家七凑八凑，才凑足了手术费。孩子再次从死神手中被抢救回来。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医院肝病病房从事医生工作的妻子，由于和病人接触又不幸感染上肝炎。
1959年，陈国藩回国探亲。他惊讶地发现两年不见，妻子面容憔悴，衰老了很多。
“她在来信中，总是说自己很好、孩子很好。家里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她从来一个字不跟我说。我是从朋友口中，才知道这些年来，她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磨难。”
说到这里，老人突然沉默了。他抬起头，目光长久地停留在墙上悬挂的一幅全家福照片上。冬日午后明澈煦暖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口涌入，刚好投射在合影上。照片中，满头银发的陈国藩夫妇端坐在子女孙儿的簇拥中。每个人的笑容都是那样灿烂。
陈老动情地说：
“所有同事都说我们两口的感情非同一般。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首先要感谢我的老伴。她为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家庭牺牲了健康。我常常对我老伴说，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和你结婚。”
这时，老人的妻子恰巧走进来。她一边为我满上茶水，一边轻轻说道：“这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时代大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语气竟如此淡然和轻松，仿佛听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徐静出国时，孩子刚刚一岁。
备考的豪情，成功的喜悦，一朝变成远行的车票时，那份骨肉分离的痛楚，立刻攫取了她的内心。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年轻的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每天从早到晚高强度的学习和研究，固然可以排解深深的思念。可是晚上回到宿舍，一躺在床上，孩子的一颦一笑就马上出现在脑海。
关于孩子的一切消息，成为徐静最大的慰藉：
“那时通讯非常不发达。没有电话，更没有电子邮件。一封信从广州寄到莫斯科，路上要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丈夫非常理解我对孩子的思念之情，几乎每周都写一封长长的家信。在信里，他详详细细地描述孩子身上发生的每一个故事，记录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什么时候又长了一颗牙，什么时候开始走路，什么时候开始咿呀学话，什么时候开始学唱儿歌。每一封来信可都是宝贝。每封信我总要翻来覆去看上不知多少遍，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丈夫是单位的领导成员之一，工作自然非常忙碌，可是还要承担起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重担。苏联同事对中国学生的长期两地分居大为不解。很多苏联朋友对徐静说：“在我们苏联，如果夫妇一年不见面，肯定会各找各的。你们居然会分居四年！徐静，相信我说的话，你的丈夫不会等你的。他肯定会有别的女人的！”徐静总是坚定地回答：“不会的。我了解我的丈夫。我相信他会等着我。”
第十章 红莓花开（4）
1959年，徐静学成回国了。
当徐静走出车厢，第一眼便看到早就在站台上等候的丈夫。三年不见，他明显地老了。
“来，叫妈妈！”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怯怯地从丈夫身后挪了出来。
三年了，孩子从懵懂无知的婴儿，长成了一个健壮伶俐的孩童。
突然见到记忆中未曾谋面的妈妈，孩子一下子又兴奋，又紧张。
“妈妈，欢迎您回家！”孩子双手高高举起一束野花。徐静的泪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一把将孩子紧紧搂在怀中，在他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
一进家门，儿子马上钻到橱柜里。正当徐静纳闷的时候，孩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篮子，里面是三个鸡蛋。
孩子快活地说：“妈妈回来了，我们终于可以吃鸡蛋了。这是外婆专门给妈妈留的。” 徐静的泪水唰地一下流了下来。
“丈夫的每次来信里，总是说家里丰衣足食，国内一片歌舞升平。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国内竟然遇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困难，家里的日子这么艰难。”
徐静既心酸又无奈，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告诉自己事实真相：“早知道家里连鸡蛋都吃不上了，我随便从苏联带回几盒罐头和黄油，也能给孩子补充些营养呀！”可丈夫回答：“告诉你又能怎样呢？反而会影响你安心学习。”
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徐静老人眼里又一次噙满泪水。
在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浪潮中，有千百个像陈国藩、徐静这样的家庭，承受了夫妻、子女长期分离的煎熬。
和一般家庭相比，那些独自留守在家中的“另一半”，承担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在民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双倍的艰辛和付出。
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承诺，海外学子才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之中。在学子们的成就与荣耀背后，凝聚着留守伴侣深沉的情感和无私的奉献！
异国情缘
来到苏联的大批中国留学生，如同从东方吹来的清风，轻轻拂过白桦林的树梢。
在苏联姑娘的眼中，中国的小伙子们简直就是完美人格的化身。
他们品质朴实、作风正派、学习刻苦、纪律性强，既不酗酒，也不打架。虽然表面上不那么放得开，可是内心火热。用苏联姑娘的话来讲，“就像暖水瓶一样”。
而苏联姑娘健美的身材、开朗的性格、大方的举止，也同样吸引着中国男孩子们的目光。
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在彼此吸引和碰撞中迸发了爱情的火花。
沈菊生给我讲述了一个故事。
莫斯科某学院有一位叫刘一平（化名）的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全部学业，正在准备论文答辩。一天，他在地铁站看到一位苏联姑娘，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吃力地走出来。刘一平不假思索走上前去，帮姑娘搬运行李。
在攀谈中他了解到，原来这位苏联姑娘是本校的大学生，刚从索契疗养回来。刘一平把姑娘一直送到宿舍。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起来。他们的感情发展得非常迅速，恋爱一个月后就向组织上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考虑到男方一个月后就要进行论文答辩，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劝止，避免因儿女情长而影响学业。但是一对恋人此刻正如胶似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济于事。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男方答辩后先行回国，女方毕业后随即到中国团聚。
对于跨国恋爱，我国政府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
时任列宁格勒造船学院团支部书记的陈非告诉我：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团支部要做很多思想工作，反复告诫当事人：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统、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水平相差太大，通婚后会产生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而，和年轻人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火焰相比，苦口婆心的劝阻，甚至于严肃正式的批评，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第十章 红莓花开（5）
列宁格勒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女同学坠入爱河。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开始做这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可是这一举动遭到了女方和女方家属的抗议。苏联姑娘威胁道，如果中国政府不准他们结婚，她将卧轨自尽。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苏联外交部和高教部。
每次提到这件事，李滔总忍不住哈哈大笑：
“苏联高教部问我：你们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的小伙子和我们的姑娘恋爱？你们宪法中有这个规定吗？你要知道，我们的姑娘太喜欢你们的小伙子了！”
无奈之下，使馆只好将情况报告国内。这件事一直上报到国务院，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同意他们结婚。这是第一桩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结婚的事例。
在苏方的要求下，我国有关部门调整了留学生的婚恋政策。
李滔回忆道：
“后来我们把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即对外继续强调不赞成、不支持跨国恋爱，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口子一开，一下子有一百多对小恋人从‘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考虑到对方一般都是苏联大学生，将来也可以在国内发挥一技之长。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允许结婚，但是必须将配偶带回国内。这在当时被戏称为‘派一个赚一个。’”
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姑娘缔结跨国婚姻的大约有五十对左右，在近一万人的派遣总数中仅占微不足道的比例。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严格遵守了国家有关规定。
沈菊生这样描述留学生当时的普遍心态：
“说老实话，很多苏联姑娘在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