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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还没下班的时候。我１９６３年从耶鲁毕业，几年后，鲍勃也从那里毕业，在学校时我们没见过面，我们是在１９７０年在华盛顿的一个晚会上？熏由朋友介绍认识的。在那之前不久，《华盛顿邮报》把鲍勃借调给了马里兰州的《芒县警卫报》，他在那里可以获得报道经验，我那时也将从海军退役。那次见面后他给我打过几个电话寻问义务兵役的改革问题。那时我在为征兵处工作。我帮了他的忙，随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鲍勃再次打电话时，他和卡尔·伯恩斯坦已成为白宫的首席调查员，并享有很高声望，我也领导着白宫内一群不安份的讲稿撰写人。那些日子，我通常不太跟新闻界接触，可鲍勃是熟人，况且他带给我最初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实际上，他说：“我们有篇文章对总统很重要，齐格勒不愿跟我们谈，别人也不愿意。如果你们没人向我们表示你们的看法，我们觉得在报上发表不太合适。你们不会喜欢这篇文章，或许会让我们把它销毁，但至少你们得向读者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
他在给我递火药棒，我对水门事件知之甚少，根本就不知道导火线会有多长。我从内部又找了两个人：新闻署长罗恩·齐格勒和总统顾问莱昂纳多·加门特。他们认为我应该把伍德沃德秘密带进老办公楼，让他与加门特见面并单独会谈。不久鲍勃走侧门并与莱恩进行了交谈。
我甚至不记得那篇文章是什么了，但我们没阻止发表。第二天火药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爆炸了，给政府造成了更大的破坏。至少莱恩能插了一则白宫的辩解文章。可以说，我、莱恩和齐格勒都认为伍德沃德的来访是值得的。他们认为鲍勃再来拜访的话，我应该跟他谈谈。
那以后，鲍勃有什么“最新”消息就会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接给罗恩、莱恩或其他有关的人。我们背后谈论着工作人员所受的折磨，我的苦闷显而易见，我得推测出他和他的报纸的走向以便通知内部其他人。他对我周围及白宫发生的一切有不同的反应，我发现从一个记者那里获得的至少要跟你给出的信息一样多。他年轻而充满理想，我们都极其担心总统支柱的坍塌。就个人而言，鲍勃不关心尼克松，因为那不是记者的工作，他真诚地关心这个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发现，他在水门事件上的报导通常都与钱有关，这与我在内部听到的相反？熏他告诉我的要比我的上司更直接！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发现，记者成为我了解政府内部真实情况的最佳来源。白宫助手，就像总统一样，最好要把触角伸向外面，也伸向内部，否则就会被误导或错误的信息所淹没。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我与鲍勃成为熟人，几年中，他的工作和正直赢得了我的尊敬。他极富魅力，充满自信，能从老练的官员那里获得消息，人们几乎是想把心里话告诉他。我不完全接受把他写的那些作为行为准则，他可能把细节搞错了，但是一般说来，他书中和《华盛顿邮报》上的报道都很可靠，值得密切关注。我确信，他只写那些他认为是正确的或得到可靠保证是正确的东西。他当然是一股使政府保持诚实的力量。
尼克松倒台后，华盛顿流行一个猜谜游戏：谁是深喉，也就是谁是伍德沃德所说的他在华盛顿的一个车库与他秘密会面并为他的报道提供关键细节的那个著名信息源。从那时起，被认为是“深喉”的人加起来足以装满扬基体育场，这些人从艾尔·黑格到霍尔德曼本人无所不包。
起初，我的名字也出现在里面，这使我感到很好笑。掩盖活动主要策划人前白宫顾问约翰·迪安也说是我时，我不再觉得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凭借我与伍德沃德在同所学校读过书就做出猜测。借用一个外交术语，我对约翰·迪安怀有“最低程度的崇高敬意＂，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首先他出卖了他的国家，进而又出卖了朋友。”当时卡尔·伯恩斯坦的夫人诺拉·艾弗兰很巧妙地回击了他，她写道，谁都知道，我６英尺５英寸的身高对于在车库见面来说太高了。
她可能还加上了别的朋友都了解的情况：我根本就接触不到总统争取连任委员会内部有关竞选资金的内幕，也得不到联邦调查局报告的细节，“深喉”却明显知晓这些细节。我住在弗吉尼亚北部，这也使朋友们更加确信我不是那个人。不能想象我这么一个爱睡懒觉的人？熏会在凌晨５点左右从床上爬起来，奔向首都，给伍德沃德留下第一版《纽约时报》作信号。
尽管如此，仍不时有谣言说我就是“深喉”，直到１９９８年，汤姆·布罗考还在全国广播公司说我是“嫌疑人”之一。对不起，汤姆你弄错了，我不是那个人。在我与伍德沃德的秘密联系渠道中？熏从没出现过高度机密的信息。而且大家都清楚，白宫关键人物都知晓并且支持我做这一切。在磁带文本的一段内容上，我很高兴见到尼克松指示罗恩·齐格勒：“让格根对伍德沃德说，”甚至总统也明确知道并同意我们见面。
与许多人一样，我一直想知道那个神秘的一方是谁。我不倾向于只有一个“深喉”，也许是伍德沃德对消息来源的总称，却想出这么个名字愚弄人。但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直声称的那样，他更可能是一个人，果真如此的话，他最有可能是调查部门或情报部门的人，比如司法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能提供那么多的内部消息，他得符合两个标准：一、他能接触到调查水门事件的文件（比如联邦调查局）；二、他有动机（有充分证据表明，军界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与尼克松在越战、古巴问题甚至是肯尼迪遇刺的问题上有冲突）。伍德沃德说过在深喉去世后，他和伯恩斯坦将公布他的身份，还表明该人是个年龄较大的人（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者说，如果准许他们不再保密，他们也会公布他的身份。
更有趣的是如何评价深喉，他该是个英雄还是闲汉？是该得到赞扬还是该踢屁股？可以肯定他是最大的揭秘者并帮助国家免受更严重的蹂躏。但是，或许我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他忠诚，他该把犯罪情况直接报告法律部门，而不是媒体；再者，如果牵扯到他的职位，那他就该辞职。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工作人员的本份。他还应该避免成为同僚内部的奸细，那样做就是把次要人物交给了行刑队，也一直使我对深喉感到讨厌并嗤之以鼻。他这样做只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总统和总统的人在触犯法律。如果他以法律程序报告的话，他的报告会被销毁，如果这样，那他还会报告吗？这很有可能，是令人心寒的可能。但在那次黑暗的风潮中，这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对深喉深恶痛绝。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3）
阴暗心理
尼克松工作努力，热爱祖国，在教友派的影响下成长，所以他真心想作为一个模范总统。他在白宫的私人笔记上写道：“我确定我的主要角色是做一个有道德的领导人。如果不更多、更雄辩地表现自己，我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比利·格兰汉姆这样描写尼克松：“他保持着这个国家的很高的伦理和道理标准。他曾对我说：‘劳动人民是美国的希望。＇并且他极其看重人民对总统的信任。”
那样的感情有时就会汩汩而出，最强烈的一次是１９７０年５月份的一个周六，时间是半夜刚过。大群学生聚集华盛顿，准备那天晚些时候举行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凌晨四时，尼克松醒来，在马那鲁·桑切斯的陪同下前往林肯纪念堂？熏他知道一些抗议者会待在那儿。他想了解一下学生对战争的看法，却显得言辞笨拙，最终他们竟谈起大学橄榄球来。他的工作人员从未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里，新闻界把这说成是出风头。
但是正如传记作家赫伯特·帕默特在《理查德·尼克松与美国》一书中所写的，纪念堂之行显示了尼克松真诚、体贴的一面，帕默特是从那个事件后不久为尼克松所撰写的８页带有悲伤色彩的回忆录中得出此结论。在回忆录里，他向霍尔德曼表达自己受挫的感受：“自己人都不能理解他要向抗议者传达什么，也不知道其深层意义是什么。“恐怕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为了自身，对物质的东西和有纪录的成绩极感兴趣，却很少有人能对那些更重要的东西－－精神的实质、深刻的感受以及生活的真谛感兴趣，因此也不会去进行交流。而这些正是我林肯纪念堂之行的目的所在。”
他说他与学生们谈论了战争，他也曾是反战者，并认为邱吉尔是个疯子，但后来认识到邱吉尔是和平的捍卫者；他还谈到了印第安人、黑人和美籍墨西哥人所受的压迫以及海外民族的性格特点；他接着把话题转移到环境及铲除地球脸上的脏疤的重要性上；他向那些陌生人展示了自己的灵魂。他极少这样做，他回忆着对他们说：“你们必须记住，水清无鱼，即使有鱼，也不会精神。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他又向霍尔德曼补充说：“我只是想让他们都认识到，结束战争、清洁街道以及保护水源和空气不会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我们人人都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解之谜。”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有这种精神需求，当然他避免使公众注意到他的这种需求。
人天性如此，尼克松总统也远未达到自己的标准。在他的天性中，与天使相伴而生的是地狱中的魔鬼，这两个方面，即光明和阴暗，并没有争个你死我活。尼克松好像能驾驭二者，使他走上权力之路。但是当魔鬼占了上风，使他在面对对手时，犯下了罪行，魔鬼摧毁了他。最终阴暗的一面扼杀了他。尼克松的垮台是基本准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证：领袖的魅力源于内心。
尼克松会在玫瑰园大谈美国的理想，并且说话算数。可是回到私人办公室，就对他的敌人怀恨在心，并不惜用一切手段把刀子刺入敌人的胸膛。作为律师，他最引以为荣的时刻就是在最高法院做辩护，他为自己所受的法律教育而骄傲。但是正如那些有关水门事件的磁带（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３日“冒烟之枪”）所显示，当他毫不犹豫地命令霍尔德曼指使中情局阻止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妨碍公正；当他在全国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否认白宫卷入了水门事件时，他知道他在说谎；当他指使科尔森偷偷潜入布鲁金斯研究院时，他知道国家安全是一种虚假的正义；当他命令对记者、对自己的助手，甚至对最受欢迎的讲稿撰写人比尔·萨费尔进行窃听时，他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他有一种用严酷的权力来战胜问题的倾向，而不愿用民主统治所常用的工具来解决问题。
他还知道那些代表他的人在肆意地侵害别人的权力。尽管他对国家安全秘密的关心是合法的，他还是使这些关心超过了政府职权的范畴。尽管他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候选人形象参加总统竞选，他还是违反了他该维护的法律和传统，还唆使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