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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尼克松从不相信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告诉人民他认为人民应该知道的，目的是让他们支持关键问题，正如他要求对越南问题要有耐心时，他对沉默的大多数人所发出的呼吁一样。但他对人民隐瞒了对柬埔寨的侵略，而且他也从未告诉人民战争已经失败。尽管他是优秀的战略家，他认为外交应主要由伟人在私下里进行，而且只有达成交易之后才能拉开窗帘让民众去看。如果尼克松愿意相信人民的判断，他早就已经在１９７２年６月站出来解释引发水门入室案的可怕错误了。如果那时他彻底清除积弊，他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会遭重创，即便如此，他也肯定会获胜，然后干完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相反，他却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对水门丑闻误导、撒谎。最后，当证据确凿后，一位历史学家重新看了尼克松关于水门事件的电视讲话，发现其中至少有七个重大谎言。
总统要承担的一个最重要的公共责任就是召开记者招待会。除此之外，选民没有机会听到总统回答由监督人提出的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总统召开记者招待会的频率一直都在下降。但在尼克松任期内，这个频率降到了一个新低。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平均每年召开八次记者招待会，而在第二个任期内每年只有五次。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斯莫所说，尼克松召开了“从胡佛到卡特之间所有总统中最少的记者招待会”。
他站在民主传统之外，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尼克松很少关心美国总统的另一个主要责任：道德上的领袖。让我们先回头看一看历史，２０００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断言国家的核心目标是使它的公民能过上良性生活，即节制、美德或沉思。他认为，每个城邦都应当确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还是两者的结合。采用哪种形式我们暂且不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同一的。为了实现那个目标，就像他在《政治》中所讲的，政治领袖的作用是教给人们“宪法的精神”。政治家最渴望的是在他的公民中建立某种道德特性，即建造美德特征，把美德付诸行动，通过他的领导，他必须重整人民的道德精神。
研究总统问题的学者欧文·Ｃ·哈格罗夫认为，现在去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含义就是总统必须是精神领袖，并鼓励人民去牢记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不是试图把某种道德符号强加给他们。“政治家并不是强加给公民以最高的道德准则，相反，他必须唤起公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价值观和信念，并把它们应用到解决特定的问题上去。”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最优秀的总统们都理解那个相同的规则：他们一直在竭尽全力去建立一套体现国家最高理想的法律和风俗习惯。乔治·华盛顿在他任期内完全把自己献给了那个目标。为塑造个人崇高品质奋斗数年之后，在取得美国革命战争胜利之际，他说：“现在是塑造这个国家品质的时候了。”１８００年，杰斐逊迫切要成为总统，因为他认为北方联盟对最初革命的目标已经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发动一场恢复《独立宣言》所倡导的价值观的二次革命。林肯坚定地站在相同的思想潮流中，他的目标并不是仅仅挽救联盟，而是留住联盟的精神，这是亚里士多德都会衷心赞成的精神。
尼克松能用道德术语演说，他在林肯纪念堂对反对他的示威者们就是这么做的，但他却没有把一个道德框架引入政治，他没有把自己的任务视作是向人们传授“宪法的精神”，他也没有看出他应该鼓励人们塑造美德个性，并把美德付诸行动。他为赤裸裸的权力所吸引，把保存民主传统这一职责留给了别人。
理查德·尼克松3 下野探源（5）
与层内的人较量
要理解尼克松为什么垮台，就必须了解他对各种事件的看法。尼克松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比尼克松本人能更好地做出解释的人就是雷·普赖斯，总统任期内的忠实助手和３０多年的朋友。众所周知，雷·普赖斯是尼克松演讲撰稿人的头儿，后来又成了白宫的思想家。
１９８７年雷·普赖斯写道：尼克松处于困境，“就国内问题而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的最具灾难性的１０年，国家被一场事实上的内战所破坏。命运使尼克松继承了这些激情：言辞的讨伐和暴力、仇恨的升级、暴乱和谋杀、燃烧的城市和被炸的校园。面对国会的反对，他在这场痛苦又不受欢迎的战争中，继承了这些激情。这时敌对的新闻界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顶点。实际上，是那个折磨人的时代的争斗打倒了尼克松。”
雷·普赖斯说，尼克松的确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所处时代的仇恨和激情搞垮了他。如果换成历史上的另一个时代，他会幸免于难。人们也会理解，他的行径并不比其他总统更恶劣。他是道德这一双重标准的牺牲品。我想尼克松也是这样认识自己的，人们几乎能从他忠实的朋友的那段话里听到他的心声。
但是他和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没意识到，在门外的人看来，权力机构是多么的不同。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白宫也可能向事实关闭大门；在情况最糟糕的时候，它成了一座堡垒。当然，当炮弹日益逼近时，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们这些为尼克松工作的人觉得受到了围攻。只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们走出来时，才更清楚地看明白这场战争为什么变得如此残酷。错在外因，如雷·普赖斯所写的，但过错也在于内因，恐怕这正是未来的领袖们必须明白的。
从步入政界那天起，尼克松就不喜欢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喜欢他。他当选总统时，有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１９９２年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从没有人遭受如此之多的恶毒攻击。要想理解敌人对尼克松和克林顿的仇恨，人们不禁想起托马斯·布朗的歌谣：“我不爱你，费尔医生，我不能说出理由。但我很清楚，我不爱你，费尔医生。”
尼克松，克林顿也一样，因为他们假想敌人的数量超过了他实际敌人的数量，使得本来很容易处理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糟。如果他有一个真正仇人的话，那么其他的两三个人仅仅是他的对手而已。他们并不特别喜欢他或他的政治，但如果尼克松愿意对他们善良的天性进行因势利导，他们还是尊重他的职位并愿意跟随他工作的，特别是愿意跟随他做那些有益于国家的事。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权力却没有那么做，而是向这些人开战了。
在普通民众中，尼克松让很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和对手改变了立场。１９６８年，大约有３１７０万人选他当总统。四年后，４７１０万人把票投给了他，增加的人数超过１５００万。尼克松留住了他大部分早期的选民，还把乔治·华莱士的选民吸引到了自己的选民队伍中。在民主党阵营中，他的影响曾经延伸到持保守态度的人和少数民族中，是他的表现赢得了他们。
但尼克松在与政治中坚分子（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交往却恰恰相反，在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他认为自己被华尔街、新闻界、大学、公共服务机构及其他部门所拒绝。即便就任副总统时，他也从未觉得自己是理查德·罗沃瑞所描绘的那个“权力机构”的一分子。乔治敦沙龙的大门向他紧闭，而他则对他们嗤之以鼻。
越战是尼克松的爆发点。他认为自由的左派使这个国家陷入战争，把工人阶级的孩子派去打仗，然后自己却扭头逃跑了，留下士兵们俯卧在烂泥里。我们这些中层工作人员常能听到他不时地抱怨权力机构正在堕落，他不喜欢老板们，但热爱老百姓，因为他明白在毒品、犯罪、国防和建设一个强大的美国等方面，他们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的惟一群体。他觉得，你要是向我显示你出身豪门、怀揣常春藤名校文凭，我就会说你实际是一个没有脊梁的窝囊废。在他看来，统治阶层辜负了这个国家的期望。
尼克松也偶尔尝试同另一方对话，之后往往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事出有因。他请来民权领袖（在民权问题上他的主张是进步的），他们离开时，在白宫草坪面对摄相机公开抨击尼克松；他向大学校长们征询意见，觉得他们踢了他的脑袋；他也受够了新闻界、抗议者及和平静坐示威的人们。他把所有这些无形的邪恶的产物看作是这个“权力机构”。
作为本世纪第一位国会掌握在在野党手中的新当选总统，他任命了三位国会元老作为他与国会之间的联络人：布赖斯·哈洛、肯·贝留和比尔·蒂蒙斯。这是个得力的团队，但总统不能完全依赖手下人承担如此重任，他还必须通过培植私人关系来自己做更多的工作。尼克松对此不感兴趣，民主党也是如此。１９７０年参议院民主党人否决了他对最高法院人选的提名，已经很紧张的关系出现裂痕，尼克松不得不提出第二个普遍不被看好的人选。难怪传记作家史蒂芬·安布罗斯写道：“尼克松真是怪人！他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手段既精巧又熟练，但对参议院的策略却既顽固又心怀敌意。”参议院对他亮出了底牌，再次否决了他的第二个提名。矛盾接二连三地出现：家庭援助计划、柬埔寨问题、没收财产问题。在六年半多的时间里，尼克松确实设法使一些重要法案获得国会的通过，但民主党人利用水门事件要迫不及待地绞死他。
尽管尼克松把一些很有才干的男女吸引到他的内阁中，但他却不公正地对待其中的很多人。国务卿比尔·罗杰斯从艾森豪威尔时期开始，就是他的朋友，但地位却不断被削弱；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不但被架空，还发现白宫窃听他与一位五角大楼心腹朋友的电话谈话；司法部长理查森和他的副手比尔·拉科萨斯因不愿执行尼克松解雇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的命令而不得不被迫辞职。
尼克松不能很好地使用他的内阁成员，这是因为他不信任那些成百上千为他工作的人。１９７１年他告诉他的内阁，经核查发现９６％的文职人员反对他的领导。“他们是来这里骗我们的狗杂种。”据说，他是这么讲的。文职雇员对白宫从来都没有忠诚过，他接着说，因为他们是搞新政的民主党人，在我们的事情上他们的表现更坏，“现在我们不得不解雇他们每个人。从现在起，海尔德曼是最高法院的执行人”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对行使权力如此感兴趣的总统却不明白，如果他恰当地使用像莱尔德和理查森这样的人的话，他的权力不知比现在要大多少！
约翰·迪安在水门事件听证会上向欧文委员会作证时，当场揭露白宫还保存着一份“敌人名单”，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这份名单上列有大约３００位美国名人，查克·科尔森办公室编写了这份名单。他坚持说这只是排除在白宫社会活动之外的人员名单。但迪安本人曾经写过一份关于该名单的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使用现有的联邦机器来压榨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