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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福特4 一个有个性的人（2）
福特其人
我认识杰里·福特，就像认识尼克松一样偶然。作为众议院中共和党少数派领导人，福特经常与尼克松一起到白宫来开会，我可以坐在后排。１９４８年福特进入国会，他和尼克松相识，两个人在共和党中的地位都不断上升，区别是福特想当众议院议长，而尼克松则把眼光放得更远。
作为总统，尼克松把福特看作有价值的国会的副手，一个共和党的忠实信徒，能够代表自己调动朝野。尼克松认为福特比休·斯科特更可靠，斯科特是共和党参议员中变节者的头子。像我这样在后排坐着，对国会了解甚少的人，很少见到福特张扬自己：他就像是在高尔夫球课上的一个好陪练，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国家蓝图的规划人。我们真是有眼无珠，很多像我这样守在尼克松身边的人竟没有认识到福特作为立法者的强大力量。
福特当选为副总统并没有改变我对他的看法，在我头脑里，尼克松是总统，已先入为主，我根本就没想过谁是他的接班人选。许多由福特从国会山带来的随从像豪猪一样多刺，对尼克松的人挑三拣四，我是偶然拜访福特时才知道的。福特为人热情大方，要不是这样，我肯定怀疑他的下手盼着尼克松下台，他们好接班。那是个恐怖怪异、令人心神不安的时代。
我对福特的看法有所转变是在他任总统后不久发生的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和他妻子贝蒂到南草坪机场送尼克松夫妇上直升飞机，祝他们一路顺风。在回来的路上，两人慢慢地走向白宫，默默无语。半路，福特握住夫人的手，人间情意尽显其中。从那以后我感到他和妻子感情笃信有加。
第二件是在白宫东厅听福特做简短的就职演说那天，他说：“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那场漫长的噩梦已经结束。”他谦逊而直接的说话方式让人不禁想起了１１年前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后首次在公众面前的讲演，那时民心所向的是约翰逊。现在有一个名叫福特的人，他以中西部人特有的刚毅与安抚人心的个性，就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站到了国徽下，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讲真是上帝在赐福。正如福特的顾问、传记作者詹姆斯·坎农所写的，“此时此刻，杰拉德·福特成了美国大众心目中取代尼克松的总统，这一点，别人做不到。”
我不知道在福特上台后，会不会给我等为尼克松效力的人留位子，我心怀忐忑，也许在“他们”坐稳之前，有几周需要人帮助，然后就会对前白宫人员来一次大清扫。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会这么做的。美国需要重整旗鼓。但只是近几年，我去读福特的一个亲信顾问罗伯特·哈特曼文集时，才明白福特的议员们对尼克松的人是多么蔑视。哈特曼脾气很坏，在权力交接时受到尼克松的人蛮横无礼的对待，他颇有受辱的感觉。哈特曼轻蔑地称我们为“御卫队”，矛头直接指向艾尔·黑格。在罗马御卫队的传统里，人们都过分自信，意指我们想操纵统帅我们的人。无疑，有时候我们的确高估了自己，但哈特曼在判断与尼克松有关的事情上却操之过急了。
他没有看到的一点是我们中的很多人不可能再在自己的位子上得意忘形了，我们将被全部炒掉。跟随尼克松的最后阶段，我们在精神上倍受创伤，我们的总统因耻辱而下台，我们猜想我们将有同样的下场。１９１９年，芝加哥“黑色短袜”橄榄球队的几名队员在打完世界杯循环赛后被永远禁赛，我们的所作所为永远玷污了自己的名声，在政界我们何尝不会被踢出去？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是我发现美国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国家，所以，所有为尼克松效力的无辜的男男女女，甚至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都会继续在人生中创造更大的辉煌。可那段日子，不利于我们的形势一触即发。
对于我个人来说，已经风平浪静。新总统上任几周，我仍旧管理着白宫撰稿人，力争使原来尼克松的人与新来的福特当副总统时期一部分工作人员融为一体。可一天早上，福特新的新闻秘书杰里·特霍斯特宣布任命保罗·泰斯为白宫撰稿室领导，真是雪上加霜，老天爷！竟然是这样。这个新队伍里没有一个人事先透露消息给我或者给艾尔·黑格，他当时是白宫办公厅主任。艾尔和我一样生气，但我们又做不了什么。那是他们的白宫，不是我们的，他们有权让他们自己的人负责，不管这事办得多不得体。国会的老议员保罗·泰斯确实是一位好人，随着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喜欢他和他招募的人了。但当他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以高级撰稿人身份留任时，我谢绝了。
内阁中有一个人引起过我的注意，他就是威廉·西蒙，１９７３年，他如飓风般旋入华盛顿，担任尼克松的首任能源部部长。那时ＯＰＥＣ正开始紧缩世界石油供给，之后，当危机减弱时，他在１９７４年５月成为财政部长。我在一个严厉、武断又充满爱心的严父身边长大，因此崇拜那些能够驾驭强大权力的人，比尔就是这样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经济上下起伏不定，但他是弄潮儿，年青人就喜欢这样。我被免职那天，我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攀他这个高枝儿。傍晚，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到他那儿，为他起草公文并担任政治顾问，他和他的手下教我经济。对我来说这是一桩好买卖，财政部的同仁教会了我所有关于自由市场和财政的规则。
与比尔·西蒙合作的一年里，让我坚信：年青人在从政的早期必须受雇于一个聪明能干适合做其良师益友的人，换言之就是做别人风筝上的一翼；或者加入一个专业水准高、充满活力的组织，使自己在其中受到磨炼。在西蒙手下和财政部里，我幸运地鱼和熊掌兼而得之。他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执行官，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整天都在不停地工作。他来自纽约投资公司中的所罗门兄弟公司，所以习惯于冒险，只要掌握到别人所了解信息的百分之二十就做出决定。在投资界，只要你能打出油，打两个干井是没关系的，西蒙的第六感官特别灵敏，他知道钱能从哪儿流出来。在公共政策竞技场里，靠第六感做出判断非常危险，但他能及时自我修正，在任期间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在那段日子里，比尔的脾气相当暴躁，就像上了膛的子弹。他爱向人发火，爱掰断铅笔，这都是出了名的。我有一个女助手，非常害怕他。一天下午，他的办公室里打来电话说要一篇演讲稿，我那助手跑下楼去送，结果在大理石地上滑了一跤，扭断了脚腕，要不是她平时表现不错，她就麻烦了。但比尔也有仁慈的一面，他对我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财政部长在任职期间至少要做一次环球旅行，当比尔打算远访前苏联、印度和斯里兰卡时，我都紧随他和他的妻子卡罗尔，旅程长达十天之久。现在一些领导人认为自己很忙，也很害怕反对派指责他们去用公款旅游，因此，他们也就没有时间去了解他国文化。更可悲的是，他们知识极为贫乏。西蒙是惟数不多的知道怎么旅行的人，我把他看作是与众不同的老板。他总是高期望，高标准，他是团队的核心。在现在的领导中，这样的人物不多见。任何一个年青人在这么艰辛的一年里都会受益匪浅。
我认为自己彻底离开了白宫，可我却没有。西蒙从白宫开会回来说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以前在为福特工作时的一个同事秘密打来电话，让我暗中帮助他撰写稿件。
福特正艰难地想促成一个平稳的管理队伍。他从国会山带来的那批人经营白宫显然人手不够，再者，尼克松的人也已走得差不多了。福特别无选择，只有吸收新人，只能靠他在国会山中的广泛交情，结果自然是很复杂的。新招募的人中最知名的是唐·拉姆斯费尔德，他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节的位置上调来任非正式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有他的副手迪克·切尼，两人不久便与哈特曼和他日渐增多的部下水火不容了。
哈特曼认为拉米和切尼二人尼克松气味太浓，而且拉米和切尼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他们曾在尼克松下属的行政部门工作过，这也使哈特曼把他们划出圈外。哈特曼视他们为御卫队的新叛党首领，并尽可能排挤他们，尤其是在给福特撰稿方面，哈特曼认为这是他的领地。对于拉姆斯费尔德和切尼来讲，与哈特曼合作也是相当困难的，他所用的人都是摆设，在大学球队里二流都算不上的，就更别说在国家足球联盟了。
有一件事很快证明了哈特曼的新成员乃龌龊之徒。在老办公楼的一个办公室里，他安排了一个撰稿人，这家伙看上去好像每天都穿一身制服来上班，然后换上旧裤子，他声称这是“我的写作裤”。在午饭前，他换上制服，午饭后，再换上他的写作裤，下班前再换回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个癖好，直到有一天下午的晚些时间，一个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走进他的办公室清扫房间，他跳起来公然在她面前换裤子，女服务员冲出房间。第二天下午，女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又来到他办公室清扫房间，他又起身想非礼，“我告诉你，”她跟他说，“这儿的人都是绅士。”他冲出房间，再也没回来。我不知道后来这家伙怎么了，不过，谢天谢地，他很快从白宫消失了。
哈特曼自己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来，他起草的福特就职讲演稿就是对总统独一无二的贡献。但是他在选拔人才上缺乏眼光，雇佣了那种穿短裤写作的人，他精心地保护着他们的工作不受到御卫队员的威胁。拉姆斯费尔德、切尼和他们的同盟者失望之余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能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写点稿子，他们好偷偷地给总统。不久，哈特曼就发现了，并把我也看作御卫队创办人之一。
送稿给福特也不是一帆风顺，有一次我写给总统的稿件给他惹过一堆麻烦。当时纽约市财政大幅度滑坡，纽约市官员向华盛顿求救，政府拒绝了，福特想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份以讲演的方式告诉他们。哈特曼的人急忙赶出了一篇稿子，我也暗地里写了一篇。我写的是严厉抨击的文章，希望如被采用，我将在白宫有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努力措辞，逻辑严谨，用的是典型的为总统撰稿的步骤。但我们这样秘密行事的结果却使我远离了白宫的大门，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一些我没写的内容竟然出现在文章的最后，粗糙生硬之至。第二天《纽约新闻日报》刊登令人捧腹不止的头条新闻，题目为“福特让纽约慢慢垮掉。”这个标题使福特的政治顾问们慌恐不已，并且肯定，民主党在此基础上定会大做文章，在１９７６年竞选中以此做宣传反对福特，吉米·卡特那年秋天让纽约振奋了一把，他的选票直线上升。当然，那个题目的效果到底有多大还不清楚，但它肯定没起好作用。
１９７５年年末，福特改革其管理制度？熏把拉姆斯费尔德派到国防部，把切尼升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也结束了我捉迷藏的游戏，切尼把我请回来做咨询总顾问，并建立了一个小型联络工作室，把焦点投向电视。比尔·西蒙祝福我又一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