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布雷南，被骂成了信奉天主教的傻瓜；法官波特·斯图尔特是由艾森豪威尔任命的，也被他骂成“哑巴”、“懦弱的私生子”而且已经被“华盛顿乔治城的家伙们给弄得晕头转向。”
更糟的是，他是个反犹太论者。他曾对他的办公厅主任鲍勃·霍尔德曼抱怨说：“犹太人遍布政府的各个角落，他们大部分都不忠诚。”后来，又向霍尔德曼发出命令：“我要你去查一查犹太人介入的所有敏感问题。”他接着对鲍勃说：“当然也有例外，但总体讲，你不能信任私生子，他们会攻击你，我说的对吗？”尼克松谈到被怀疑将五角大楼的文件泄漏出去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时，揭示了他的一个情感根源：“顺便提一句，我真希望，他不是犹太人，可我错了。很多人认为希斯是，他可能有一半血统，但从信仰上看，他不是。只有这两个人不是犹太人！政府中一半都是犹太人，他们让我们下地狱！”
这样一个人在领导艺术方面能给我们什么教益？其实教益甚多。他的很多经验教训足以让社会进步，道德风尚提高，有些故事还提请领导人警惕不要将自己摧毁。如果读者不吝惜点点时间，仔细读来，你就会发现许多教训都应引以为诫。
理查德·尼克松是我３０年的社会生活中所遇到的最具魅力的人物。我们在白宫为他工作的人都觉得很难把他看透，尼克松的演讲撰稿人雷·普赖斯后来就自己的感受写成了一本书，他把邱吉尔评价俄罗斯的话用在了评价尼克松身上。邱吉尔说：“那里是谜中之谜。”尼克松是“神秘”、“奇特”、“最古怪的人”，这样的字眼在尼克松前任助手们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然而，那些描写他的人，可能曾与他共事，听他私下里讲话，目睹他做出决定，他们都会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尼克松也是一个宏高伟岸的总统。我也认为如此。
尼克松的一个侧面至今仍然鼓舞着大批的公务人员，它不是水门事件中的那一面，也不是录音磁带里的那一面。近年来，他对于犹太人的评论公诸于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前任犹太籍顾问第一个站出来为他辩护。这位已经辞世的赫伯特·斯坦说，他从尼克松那里得到的只有极大的尊重和友情。莱昂纳多·加门特指出尼克松在政府部门任命了大量的犹太人，如艾伦·格林斯潘和比尔·萨菲尔。加门特是前任华尔街律师，他帮助尼克松筹划１９６８年总统竞选，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查尔斯·克劳斯阿默也赞同加门特的看法，并认为尼克松不但是“孕育着仇恨的沸腾的大锅”，而且是“刺穿了妄想与恐惧的人。他找到了通向中国的大门，缓和了局势，促成了武器控制时代的到来，这是灵魂稍微懦弱的总统力所不及的。”
美国人看到尼克松不对公众敞开自己的心扉，人们只能通过他的工作对其做出大部分的评判。对比尔·克林顿，他们也这样评判。目睹尼克松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多的政治生涯，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尼克松在白宫首任四年结束之后，于１９７２年获得了６０％的支持票，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二位总统。他以绝对的优势再度当选，获得１８００万张选票，创下了历史的最高记录。除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位２０世纪政坛上的巴布·鲁斯（鲁斯，即乔治·赫尔曼，人称“巴布”，美国著名棒球手，参加过十次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保持５４个联赛记录，有“全垒打魔王”的称号，１９３６年被列入棒球名人录。——译者注）以外，只有尼克松在国内的五项竞选是由他所在的党提名的。他曾经三次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两次为副总统候选人。
任何一位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选中赢得了广大的美国民众的支持，又抓住了民众的普遍思想的人都可以得到谅解。《时代》周刊至少５６次用他作封面人物。虽然华盛顿永远也不会树起理查德·尼克松纪念碑，但是当他在１９９４年谢世时，也就是被迫辞职２０年后，广大民众流露出无限的伤感，这足以说明他是带着数百万人民的尊敬走进坟墓的。全世界人民仍然纷纷涌向他的纪念馆，造访他的出生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博林达。他的传记作者宣称２０世纪有四分之三的时代可以称得上是“尼克松时代”。他能与罗纳德·里根和约翰·Ｆ·肯尼迪齐名，堪称美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作为一名领导人既能攀上巅峰，之后却落入低谷，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传奇故事。尼克松经历了这一切，而后又把这一切抛到了脑后。他后来抱怨说，他不过是犯了一个不光彩的错误，实际上是他的敌人摧毁了他。“是我把利剑交到他们手中，他们用它刺透了我的胸膛！＂他向大卫·弗罗斯特怒吼着。后来的比尔·克林顿也可能说出同样的话，因为他也是个受害者。但尼克松、克林顿都十分清楚，是他们自己摧毁了自己。
尼克松的故事提供了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原型素材。对于未来的领导人来说，这里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我不想假装说我了解整个故事，因为那时我并不是一个每天都可以与他倾心交谈的朋友，而是一位年轻的、最普通的白宫工作人员。但是尼克松的确教给了我很多作领导的艺术。
被荐英烈▲当学生们知道我二十几岁就开始在白宫工作之后，他们反复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怎么进到那儿去的？”
大多数的要人从正门进入白宫西翼，新员工走旁门，而我是从壁橱里开始我的白宫生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在海军服役时，重新给我安排了工作，把我从远东的舰艇上派往华盛顿做案头工作。越南战争使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应征入伍，当时围绕义务兵役制体制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尼克松白宫政府想加大力度实施改革。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从前的室友乔纳森·罗斯是尼克松的年轻助手，他和其他一群普通官员就要去为义务兵役部新负责人柯蒂斯·塔尔做顾问。乔恩给很多人打去了电话，其中包括我。因为已经在船上服役两年，我很愿意去那里。于是海军把我派到了义务兵役部。
扑通！我就到了以前从未在此工作过的这座城市的中心，距离白宫只有两个街区，两年来受的窝囊气立刻烟消云散。塔尔和我们的工作小组立即行动。有一天早晨，乔恩打电话问我能否到他在西翼二楼的办公室去一趟，他嘱咐我说行动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就是塔尔也不能告诉，因为他想让我谈谈对义务兵役制的真实看法及对它的修改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去白宫。那天下午，我被秘密地领到乔恩的办公室后不久，他的秘书敲门说：“乔恩！柯蒂斯·塔尔要来这儿见你。”我心头顿时一阵恐慌。这时乔恩说，要是我现在出去，塔尔能撞见我。办法待有一个：“你得躲到我的壁橱里去！”
“天啊，乔纳森，我躲到壁橱里去？”
“我们别无选择。不过别着急，你只要在那儿待五分钟。”
这样，我就躲进了壁橱！
我发现白宫里的很多壁橱比想象得要大，我躲进去的这个有灯，还有电话。但是里面很冷，是难以想象的冷。也许是命运在捉弄我，偏偏那个柯蒂斯有说不完的话。他和乔恩谈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站在那里要冻僵了，直想上厕所。于是我悄悄地拿起电话，打给了乔恩的秘书玛丽·史密斯：“玛丽，你得想办法把我从这儿弄出去。请你去跟乔纳森说我要绝望了。”一会儿，她和塔尔走了出来。
乔恩觉得这是段难忘的插曲。通过管窥白宫的生活让我感觉到，那样的生活才是我在接下来的数年中真正体验到的生活。
１９７０年年低，我准备离开海军，当时正想在位于坎贝尔希尔的北卡罗莱纳州州立大学谋求一份工作，那儿距离我的家乡德拉姆不远。我的朋友乔纳森这次又给我带来了新消息：“总统刚刚任命雷·普赖斯作他的演讲撰稿人小组的头儿，雷正在物色一位助手，他人不错，你为什么不过来和他见见面？”乔恩向我建议着。
我与雷的会面轻松愉快。他在老办公楼的西南角有一个巨型办公室，它大得让你能感到有鬼魂出没，这种感觉要比在白宫西翼还要强烈。雷手中已经有了优秀的人选，我不知道自己合不合适。我告诉雷说我在北卡罗莱纳州长大，不认识任何共和党人。念大学时，民主党人特里·桑福德任我们的州长，是他把我推向公众生活。我自己最受益的一次经历是就民权问题为他工作。１９６８年我把我的选票投给了汉弗莱，没投给尼克松。说到这儿，我想我们的谈话也许要画上句号了，可是雷却要谈下去。
我告诉他我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忠实信徒，包括越南问题。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我在海上服兵役，我们的船正从日本出来，我从未受到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而变得激进，而且我个人认为仍要守住越南。他理应明白在国内的诸多问题上，我对于主要的问题都采取了温和态度。在民权问题上，我是个自由派。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的观点要激进得多，至少比舆论界导向的要激进，这一发现使我又惊又喜。其实我并不像他身边的帕特·布坎南等人那样属于彻底的保守派。雷对我作出的解释是他希望工作人员中有代表着各个派别的不同声音。白宫里的很多人对于我的加入持反对意见，也有很多与我观点一致的人已经加盟其中，有一些就是演讲撰稿人。他告诉我，一切要比我预想得要好。另外，他选择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是耶鲁大学毕业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雷，直觉告诉我，我可以把前途命运托付给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国内局势比较稳定时，他是《纽约先驱论坛》社论版主笔，乔克·惠特尼任出版人。１９６４年，雷发表著名社论支持林登·约翰逊，反对巴里·戈德华特。（戈德华特，生于１９０９年，美国政治家，保守的共和党人，１９６４年参加总统选举未获成功。——译者注）但是雷仍然是克制的保守派。他是最先加入到１９６８年尼克松选举班子的大学校长之一，继而成了这位新总统的知已、一面镜子、一个强有力的笔杆子。
那天，我们越谈越投机，谈话结束时，他承诺说会再找我。如果我们共事，我们都能谨慎行事，我们俩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如果他对我的背景了解得少些，而对我架构文章不经意的习惯了解得多些，我想他就可能不在我身上打主意了。
没过多久，雷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在他那儿工作一年，这样１９７１年１月我到了尼克松时代的白宫。当时我们俩都没预料到一年的期限能延长至三年半多，这段时光汇集了我成长历程中最可宝贵的经验。
理查德·尼克松１莎翁笔下的原型（2）
初识尼克松
我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见面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我，但在我的心中，那次见面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事情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正要去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