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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尼克松
我和理查德·尼克松第一次见面时，他几乎没有注意我，但在我的心中，那次见面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事情发生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正要去服兵役，心里盘算着有朝一日是否还能回到北卡罗莱纳或者到华尔街去试试运气。当时尼克松暂时退出政界，因为他在１９６０年总统大选中失利，又在１９６２年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惨败，他去西部“疗伤”，攻读法律书籍，以便回来再战。
尼克松要来坎布里奇与学法律的学生见面，好为他在纽约的公司物色工作人员，消息一传出，我们大多数人都勇跃参加面试。他的随从进行了初选之后，只剩几个人获得了与尼克松本人单独见面的资格。此刻他就在我面前——声音低沉、狭长的面部轮廓、一双捕捉别人心灵的眼睛。这就是尼克松！我们交谈时，他的眼光掠过我的肩膀，投向电视机，电视正在静静地播放着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他让助手与我继续交谈，自己看起电视来。
我们道别的时候，我旁敲侧击，“得分是多少？”我一语双关地问。他善意地回答了我，然后又加了几句忠告，后来证明他的忠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你要参加海军，对吗？别去律师总公司做律师，去军舰上做指挥官吧，那样你可以接受领导艺术的真正训练，以后你会从中受益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议，高高兴兴地到一艘维修船美国阿甲克斯（ＡＲ－６）号上当了一名损伤预防员。后来证明，学习损伤控制技术为我在白宫未来的岁月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我是１９７１年年初成为尼克松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当时他第一任期已经过半。我是队伍中的第三梯队，小人物，又没有名气。后来我发现共和党人等级制度森严，不像民主党那样上下级比较融洽和富有开拓精神。艾森豪威尔曾教诲尼克松说：一个优良的组织从来不会证明领导人的领导效力，而一个瘫痪的组织每一次都将他置于死地。因此，尼克松制定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体制，招募到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亨利·基辛格替他管理（尼克松本人不擅长管理）。自艾森豪威尔卸任后，霍尔德曼成了白宫的首任办公厅主任，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分别掌管国内、国际事务（肯尼迪和约翰逊任总统期间，白宫没有正式办公厅主任。——作者注）。我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白宫管理得井井有条。
尼克松以冷漠著称，不愿与他的工作人员面对面交谈，有什么事希望他们写成书面材料。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一部电话可以与６０个人通过分机直接通话，而尼克松的那部只通给三个人，即所谓的“三套车”，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三位，再加上忠心耿耿的管理助手罗斯·玛丽·伍兹。他们也是享有“入室”权的人。德怀特·恰宾等几位年轻的警卫人员可以经常出入于他的办公室，因为他们在大选中曾与他同甘共苦。几乎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等待总统的召见。
不过我觉得撰搞人得到了上帝的恩宠。政策制定人员和政治顾问在进入白宫工作以前已经在相关领域工作多年，他们努力奋斗以谋得一个官位，可其中的大部分人却不能将他们的思想转变成公文，这样他们就希望有撰稿人在身边辅佐他们。如果他们认为缪斯女神（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记忆女神的九个女儿，每一个掌管不同的文艺或者科学。——译者注）把文学创作的天赋给了你，即使二十八岁，没有任何阅历，他们也仍能邀请你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年轻时就做白宫的笔杆了，真叫人振奋。你不能左右历史的进程，但至少能在这“拳击场”旁边有个座位，观看其他人创造历史。随着时间的流转，你还可能为历史涂上一两笔印迹。
雷·普赖斯并没有打算让我写点儿什么或编辑点儿什么，那是后话。他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这任务我喜欢。尼克松要创作班子派出一位代表参加他与内阁及国会领袖们一起召开的会议，就他的讲活内容做做记录并在创作班子成员中传阅。他想利用这样的机会验证他的想法和点子，进而搭建他公开演讲的基本框架。雷要参加很多高层会议，他忙起来的时候，工作常常堆积如山，于是找我替他，让我在墙边找个空位子坐下。我愉快地答应了，心里想原来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不久我发现内阁会议远远不是我想的样子，一切很难从这里开始。尼克松早些时候在电视直播中自豪地将其内阁成员介绍给全国民众，现在可得谨慎仔细地对待他们。尼克松的工作人员认为只有少数人是他们的坚实支持者，而其他人都已经“返本归真”——他们已经加入到防不胜防的官僚主义阵营，因此，后者常常遭到白宫的白眼。尼克松总是敦促其内阁以强硬的态度推行他的政策，在政府职能中加大政治力度，可是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却将大多数实权转回白宫。内阁和国会会议涉及内容广泛而且议而不决，其实重大决策都是在白宫内部制定的。
既便如此，那些在内阁会议室里召开的会议、也给了我近距离仰视尼克松的机会，我为眼前的他震住了！他的副手说得对：这时的尼克松不像电视里的那么紧张、不自然，此刻的他真的是光彩照人。他谈话引经据典，而且对查尔斯·戴高乐、温斯顿·邱吉尔、吉田茂、李光耀都十分了解。如果话题转入国内事物，他同样非常熟悉伊利诺斯州或佛罗里达州的领导人的情况。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将其实质挖掘出来。他从不张扬自己，他看得比别人多、知道得比别人多，因此外化得也就比别人多。直到克林顿入主白宫，我才见到了他知识上的对手。另外，他用他的知识指导实践。他曾对他的工作人员这样说过，他想成为马鞍上的指挥者，不想为事件所左右。
不久以后，尼克松将在总统办公室发表现场无线电直播演讲，演讲前要对他的讲稿做较大的改动。他与他的新闻署署长罗恩·齐格勒在桌旁阅读稿件，内尔·耶茨正在外面以飞快的速度噼噼叭叭地重新打着稿子，他是几届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我时不时给总统提出一些建议，又在他和内尔中间来回传递稿件。突然，尼克松的指责谩骂如狂风暴雨般袭来，这令我十分吃惊。自我离开海军后，还从没见到过脾气这么暴躁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齐格勒。
“别着急，”罗恩答道，“他就是这样，在你面前他那么讲话是信任你。那是他发牢骚、出怨气的方法。”
尼克松这般发脾气，我没碰到几次，但是他在总统办公室里安装的秘密录音的副本公诸于世之后，这种情形在我头脑中反复多次呈现。他用的那些表示性质、特征的形容词根本未加处理。为了证明他在水门事件中的清白，他公布了一些当时的录音文字材料，这一行为恰恰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尽管很多词语已经重新编写，公众仍为他们的总统以那种粗俗的方式讲话而震惊。特迪·怀特指出：文字材料把他们对于总统浪漫的设想击得粉碎。
那些公诸于世的录音带让他名声扫地，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因为年轻人从未见过他辉煌的一面。他们认为总统粗暴无礼，反犹太思想严重，他是个愚笨的小人。他们拿他的这些录音文字材料与那些从肯尼迪档案中精心选择的材料加以对比，得出结论：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表现出了果敢和稳重。作为领导人绝不可以以那种方式说话，就是在私下里与其信任的人这样讲话也不行。哈里·杜鲁门等九位早些时候的总统也曾使用种族歧视性的语言去攻击黑人和犹太人，事实证明，至今他们仍未受到原谅。艾森豪威尔应该是尼克松学习的榜样。斯蒂芬·安布罗斯说过，艾森豪威尔把他最肮脏的想法发泄到他的拳击手套上。
我们应该正确地对尼克松做出评判。是的，他受到了巨大的折磨和众多人的唾骂，远比他应该受到的要多。多数人在白宫里见到的尼克松是在许多场合都以崇高、鼓舞人心的方式指导其言、思、行的人。无论是在内阁会议室里，还是在他办公室里，或是其他别的地方，我所见到的尼克松都是以其睿智在动态中揭开世界格局，讲话极具吸引力，使人目不转睛。不错，他有时的确很吝啬、很无情，他骨子里还有欺骗性和操纵欲，那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做好本职工作所必备的素质。在过去的３０年中，在美国舞台上还没有谁在外交事务中表现得如此游刃有余，包括亨利·基辛格在内。他离任后，每当国际局势紧张时，后来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总统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尼克松对此事是怎么看的？
迄今为止公布的录音材料代表了尼克松最丑陋的一面。录音系统是１９７１年安装的，并全天候运行，当时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许有朝一日，我们能听到展示他辉煌一面的录音带。念在历史的公正、公平的份上，我希望如此。
随着对尼克松了解的加深，我看到他可以在瞬间转换面孔。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某一天的上午，我站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小接待室里，等待着在他参加内阁会议前将一份文件交给他。他走出来，闷闷不乐、愁眉紧锁、一脸刻薄相，嘴里嘟哝了一声便从我手里接过文件。我本不想在黑黑的过道里，走到他的前头。我看到，他走了三步以后，挺起胸膛，向后拉了拉双肩，堆起笑脸。就在步入内阁会议室的一刹那，他戴上了面具，“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总统！”全体起立，响起了掌声。
还有一件事，我们创作班子写出一篇稿子，需要当天晚上９点钟送给他。我们的稿子出来得太晚没能赶上秘书处人员每天来取稿件的时间，所以我只好把稿子送到总统的住处，再由工作人员转送给他。这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不行，还说：总统正在打保龄球，他要你亲自送去。打保龄球？在哪儿？我马上想到了烟雾缭绕的保龄球厅和一双双俗气的保龄球鞋。我不知道白宫竟然有保龄球厅。
在老办公楼，地下室深处！那位工作人员说了保龄球厅的位置。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我开始在老办公楼的“地下墓穴”和“迷宫”里摸索前进，最后发现在很远处有一个小门，它那里面只有一条球道。理查德·尼克松，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一个人正在这里打保龄球！他穿着皮鞋，熨烫整齐的白衬衫，系着深色领带，特工人员都不在。那天晚上，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看上去特别脆弱，特别孤独，对于权力的追逐全然消失了。我心头马上浮现出那部詹姆斯·戈德曼描写亨利二世的剧叫《冬之狮》。尼克松现在看上去像一头受了伤的狮子。他有时堂而皇之，周游世界，但又似乎总是在抚慰着内心巨大的创伤，令你退避；有时又像一个威武的帝王，甚至对来自丛林的沙沙声都会暴跳如雷、大发脾气。
尼克松在身体上和社会活动中也有笨拙的一面。他的手指有时极不灵活，几乎拨不了电话。１９７１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儿。罗迪·齐格勒为纪念总统生日安排给他拍照片，尼克松极不情愿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