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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中，我主要是向普通议员学习。共和党１９７２年年会在迈阿密召开在即，德怀特·蔡平组织了一个计划小组，邀请我加入。他告诉我，“常规会议的文件由你负责。”做起来可不比听起来那么容易。我要在大厅里协调所有的会议发言，保证在有限的时间内人人都有机会，又互不冲突。那时最具挑战的事儿是要确保演讲言简意赅，内容清新，以吸引与会的大量听众。
我发现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精心包装，这一点没有比尼克松团队做得再卖力的了。为了增加趣味，有人帮助我联系到鲍比·霍普的喜剧作家们，我邀请他们来到迈阿密，他们中的两个人住在迈阿密的一家旅馆里，与我们会议直播车保持随时的电话联系，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转播实况时，就想出插科打诨的笑话，然后由我或者是其他人迅速地把他们的笑话传给下一位即将上台的讲演者。纳税人的钱被用得实在是高明，果然这次年会在电视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竞选结束，尼克松赢得了他所期望的一边倒的胜利。令我吃惊的是，雷·普赖斯想辞掉讲演撰稿人和研究组长的职务，他想以白宫“哲学家”的身份留在白宫，尼克松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一旦有大型的讲演，雷还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雷请我接替他的工作。
这个建议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那些天赋极佳的笔杆子们将向我汇报。作为一个团队，我们将对尼克松下个任期产生重大影响。我所负责的部门总共有５０人，包括作家、分析家、管理助理和通讯记者。我曾想过在大选后回北卡罗莱纳老家，但这次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我已经３０岁，非常渴望有机会向上发展。
在尼克松任职期间，我负责演讲撰稿和研究小组工作，这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部门。在他的第二任期内，我也升了一级，由初级官员升为中级官员，我负责政策小组、日程安排、运筹以及相关活动，我们大多数人一起经历了水门事件的噩梦，并结成了终生的朋友。还远不止这些！我现在的工作可以经常接触总统了。虽然我从未成为尼克松的心腹，但他还是像对其他人一样，握着我的手，教我政治游戏是怎样在高层纵横捭阖的。
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目睹的是他闪光的一面。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前，尼克松是美国最好的总统之一，他所度过的在野岁月、他钢铁般的意志、他对历史的感悟、他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众多男女为政府工作。他又以其特有的方式锤炼官员，这些足以让我们明白他是个好总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亲眼看到战略眼光是他成功的核心。
我首先强调他正面的品质，这也许不够客观，既然已判有罪，我“伏法”。对尼克松帮助我开始政治生涯，我至今心存感激。我相信对其他人来说，了解他错在哪里很重要，但我仍希望在我的字里行间能表达对他的尊敬。我们只有逐步了解他的坚强毅力，才能完全了解尼克松，让我们逐条来了解他吧。
在野岁月
１９６０年美国总统大选，有大约六千万美国人投票。尼克松比肯尼迪少１１万９千票，以不足１％之差输给了肯尼迪。有人会问，如果尼克松１９６１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话，会比他１９６８年成为总统做得更好吗？没有人知道答案，在输掉了第一次竞选后，尼克松想到，他做事一定要更有效率。
那次竞选失败后，他仍然热衷于竞选，并立即制定了两年以后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计划，这使他的政治生涯充满活力，并且为他１９６４年胜出肯尼迪奠定了基础。但是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在他的名下稍微迟疑了一下，选民主党人帕特·布朗为州长，使他竞选受挫，看来他彻底失败了。
但是事实证明政治上的失宠对他实则塞翁失马，他卧薪尝胆，积蓄力量，６年多的时间里，在政治上落魄时，他可以有机会在知识上充实自己，这是今天的政治家很难做到的。比如，克林顿没有为自己暂时脱离政界考虑一下个人的发展而付出了代价，林登·约翰逊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弄清楚自己应做什么之前，已经国事缠身，克林顿现在就是这样。
当然，尼克松以前也没有时间自我反省，从他在３５岁那年成为新的国会议员到他第一次遇见阿尔杰·西斯再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他在两次竞选中遭到失败，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他对自己家人不很了解，对自己则了解得更少。他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始于１９６１年，在两次竞选间，他花了约１０个月的时间去写关于他生活的书。《六次危机》帮他懂得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哪方面做错了，以及他该如何为执政做准备。写赫鲁晓夫那一章，他后来回忆到，他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里待了６天，每天工作１４小时，一天的饭都是送到房间里。这次写作时间匆忙，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的关于艾森豪威尔六个重大决定有些类似。但是他的书非常畅销，成了他提高个人素质的重要时期，一直持续到他１９６９年入主白宫。
人们发现在他在野的日子里，他不但没有闲下来，而是尽力了解国际事物和权力的运转。他访问四大洲、观察形势、调研各国兴趣和动机、扩展他的接触面。尼克松的一生是自律的一生，他花大量的时间去阅读，记录下他的思想。慢慢地他对国际事物更具有敏锐、客观的洞察力，这为他任职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离开白宫以后，他曾回忆离开总统宝座的那段时光是他一生最富成果的日子。其他国家政要纷纷想要效法，尼克松为此感到十分骄傲。“戴高乐离开政坛、阿登纳在狱中和在寺院里、邱吉尔在野、在梵地冈图书馆里，他们都有一段反思的时间，而且效果不错。“我发现我最有价值的时间就是在做副总统和总统之间那段日子，那时，我能从政治事态中心退一步，更慎重地审视过去和预见未来。”这些话是他在１９８２年写的。他印象非常深的是当邱吉尔和戴高乐受到反对并失去权力时，他们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因此，当尼克松在１９７４年辞职后，转向写作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他找到的可以作为补偿的方法。
尼克松喜欢夸大他的“在野”主题，因为这件事使尼克松和其他的伟人有共同之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他听说戴高乐认为他很有领导才干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戴高乐认为他也“穿越了沙漠”。我们很难断言尼克松与其他政治家一样在野期间收获巨大，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与小儿麻痹斗争，在政界传为鼓舞人心的佳话。历史学家说罗斯福的自我磨砺使他成为一位强者和领袖。如果尼克松像富兰克林一样，因个人受磨难变得成熟，水门事件就根本不会发生。
即使如此，尼克松的故事揭示出一条重要的经验：在野的岁月让人直面现实，但如果以它作为个人成长的机遇，就有可能成为通往严肃的领导风格的桥梁。在他在野的日子里积累的东西，反而有助于他成为领导者，就像阿诺德·拖因比描述的那样，这代表着“撤退和反攻”。约瑟夫·坎贝尔也写道：“这是英雄的历程。”邱吉尔、戴高乐、甘地、罗斯福，是的，还有尼克松，他们都发现了这一真谛。
理查德·尼克松２瑕不掩玉（2）
钢铁意志
1974年夏天，尼克松的总统位子变得不稳，我和其他随从者陪他前往中东。途中我们在萨尔茨堡住了一晚，第二天尼克松感到左腿疼痛，白宫医生发现他得了静脉炎。“严重的话，血栓会堵塞脑部。”在他辞职两个月后，事情果然如此。医生建议总统把中东行程缩短一半。
医生离开后，尼克松把白宫负责人罗里·沃克叫了进来，“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把行程延长一倍。”
当我们听到这件事时，认为他简直不要命了。在启程之前，他想也许会有刺客暗杀他，这样可能是结束他生命的最好方法。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对待疾病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一个强者的品格：面对病情的恶化，他从不畏缩。意志坚强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他政治上的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种坚强的品质是什么因素形成的，也许是因为儿时的不幸？他的两个兄长英年早逝，童年时他的家境十分窘迫。还是由于他早期竞选进入众议院和参议院，竞选遭受挫折？这使他名誉扫地甚至被人认为是个骗子。也许是他在政治上历经艰辛和磨难挫败了阿尔杰·希斯？还是由于他生活中的曾有过多次危机与失败？也许是他天生固执的脾气或者确切地说是由于他盲目自信？也许是由于这一切造成他今天的性格特点，但不管是什么造就了他的性格，他的确是我在政界中所见到的意志最坚强的人，当然他也为此而骄傲。在水门事件中他曾告诉我们：“最坚硬的铁是在最热的火中打造的。”
在尼克松传记《我们的一员》中，《纽约时报》前专栏作者汤姆·威克讲述了尼克松早年遭遇的个人危机的故事。尼克松３９岁时，已在众议院干了四年，在参议院也有两年的经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选择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做竞选伙伴。艾克认为这样的提名能安抚党内塔夫特派，（塔夫特，１８５７—１９３０，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译者注）该派认为他们的人应该得到多数票。但艾克错了，他根本不了解尼克松。
秋季，竞选一开始，《纽约邮报》刊登令人震惊的消息，指控尼克松秘密将竞选赞助的钱用做行贿基金，并且中饱私囊。尼克松确实有一笔基金，但是他的基金来路正当，根本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然而诽谤却接踵而来，报道把人们激怒了。艾克也对自己提名的人选动摇了。尼克松从未受过如此沉重的打击，舆论的压力要求他退出竞选。他决定举行电视讲演，澄清事实真相。
事件发生三天后，艾森豪威尔终于打电话给尼克松，尼克松没有受到对方的鼓励，艾克告诉他命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尼克松有种被抛弃的感觉，他非常愤怒，便回敬了艾森豪威尔一句，“遇上这样的事儿，要么你拉屎，要么你就离开茅坑，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优柔寡断麻烦不断。”
尼克松前往南卡罗莱纳州，在那儿他与长时间担任他顾问的默里·乔蒂纳会面，为他的实况转播讲演做准备。在他们就要出发去摄影棚的前一小时，共和党两次提名的候选人汤姆·杜威亲自打来电话：“艾森豪威尔的高级顾问刚举行了会议，要我向你转达他们的决定，他们的意思是请你通过今晚的广播向艾森豪威尔宣布退出竞选。”
杜威和他的同伙认为他们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尼克松当时不过是一位资历不深的年轻议员，这道命令是由政党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美国知名人士直接发出的，“赶快滚蛋吧！”尼克松肯定会在午夜时分滚蛋。但是他们真的错误地估计了这个人，尼克松非常气愤，“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知道答案，他们最好听广播。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