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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终于未能逃脱。５月的一天，白宫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打电话给我，说他和总统正在看我在《美国新闻》上发表的评论文章。文中我敦促克林顿政府采取措施改革政府管理，其中有一些批评意见。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共进午餐，以便进一步探讨。当时我并不认识麦克拉蒂，但我接受了邀请，在白宫与他共进的午餐。此时，总统本人顺便也来拜访我，我们还就他所遇到的困难谈了一会。麦克拉蒂在结束我们的谈话时说，白宫需要任用一位有华盛顿工作经验的资深的人士以便支持白宫的运作，并问我是否可以推荐几位，我答应考虑一下。
在那之后的星期六下午，麦克将电话打进我家，想知道我是否已有了人选，我推荐了卡特政府曾用过的两个人，斯图·埃曾斯塔特是其中的一位。我们就谈了这些，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的。我开始纳闷他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星期三晚上，我在路易丝安那州立大学讲演，其后驱车返回新奥尔良，中途在菲利浦斯６６号车站停靠以检查电话信息，得知白宫接线员要我回电话。当我打通时，发现她将电话接进了麦克家。
“大卫，任命的事我们考虑了很多，总统想与你谈谈，希望你能亲自出任这个职位。总统对这件事非常认真，非常想与你谈谈。”电话差点儿从我手中滑落下去。“明天晚上你能否来我家共进晚餐？就我们两人。”
第二天晚上白宫与国会就预算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麦克１０点以后才到家，他的妻子唐娜为我们烹制了美味的羊羔肉。他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述了新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午夜过后，总统打来电话。
“我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在一对一的交谈中克林顿颇具说服力，在其后的３０分钟里，他诚恳而令人信服地向我倾诉着。他告诉我他陷入了多大的困境，我的经验和判断力如何能帮助他走出困境，我怎样作为桥梁去沟通他与媒体、共和党和华盛顿要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国家来说多么地举足轻重。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一下。
他们所酝酿的这个职位有双重头衔：“总统顾问”和“联络处主任”。他们以前从未任命过“顾问”，因此这个头衔可以使用。至于“联络处主任”，乔治·斯蒂芬波洛斯一直担任该职。他们说他已经同意改换其他角色，作高级政治顾问，负责与议会中民主党人的联络事宜。
我说我愿意考虑顾问一职而不是联络处主任。如果我能来，我将愿意帮他物色一个新的联络官员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但我本人不想再做那个工作。此外工作期限要短。考虑到我与共和党的关系，协助克林顿管理政府将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强调在与共和党为对手竞选时，我不能留在白宫，而且我也不想因我的到来而使乔治的职位发生改变。总统与斯蒂芬波洛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应该留任。如果改换他的职位，我将被视为是怂恿总统做出这项决定的人。这对我与白宫办公厅中仰慕他的年轻雇员的关系有害无益。他们同意不再要求我出任联络处主任，而且一系列的竞选活动，我也可以不参与。可为什么要用我替下斯蒂芬波洛斯，我一直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其用意在于降低我的行政效力。
总统说他们非常希望立刻调动我们两人马上上任，他周五将出差一天，副总统会打电话给我继续协商此事。我说这事关重大，需要时间与我的家人和朋友慎重考虑。我和安妮以及孩子们打算在星期六早晨去百慕大群岛短暂度假，下周三返回之后再做决定。我建议麦克在这之前宣布对乔治的任命。
第二天，艾尔·戈尔打来电话，坚持要我立即做出决定。他解释说，走漏消息的可能性太大了。如果宣布对您的任命使全世界都感到很意外，那是再好不过了。他为我描述我的光明前景和五人集团的组成，即总统、副总统、第一夫人、办公厅主任和作为顾问的我。我说如果我同意，我应与总统以及办公厅主任保持直接的汇报关系，这非常重要。戈尔似乎应允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急切地找到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商量，我相信他们的判断力，也相信他们都能保守保密。一个是与我在《麦克尼尔／莱若尔新闻时段》一起共事五年的好搭档马克·希尔兹，另一个是我的挚友，里根总统最后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肯·杜勃斯坦，还有莫特·朱克曼，吉姆·莱若尔尔和艾伦·格林斯潘。惊讶之余，多数人善意地分析了我将为国家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并警示我说可能正将脖子往绞索中套。杜勃斯坦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这是我所见过的党派色彩最浓重的白宫。那些小子们一有机会便会绞死你。”马克也同意他的看法，并进一步劝告我说，离浪花越远越好。他了解那里的人，他们善于玩弄权术，那里绝对是个腐败的地方，每位朋友都给了我很多理智的建议。
我想再与其他共和党人谈一谈，包括其领袖鲍勃·多尔和缪特·金格里齐。我需要通过试探他们的反应来弄清楚我是否有可能起到联接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国会的桥梁作用，并且还想赶在任何声明或走漏消息之前告知他们我被任命的事，以保护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荒谬，我怀疑自己是否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可是由于时间仓促，我没能提前与他们沟通。
当晚在白宫官邸召开了会议。我将在晚餐后去白宫见希拉里，他丈夫白天外出了，晚上１１点以后才能回来，克林顿回来之后会与我面谈。副总统多次打来电话。麦克正在路上，我们用电话交谈了一会。戈尔直截了当地说：总统想当晚就解决我的任命问题，并立即进行新闻发布。当天下午晚些时候，ＣＮＮ发布了这条新闻，说白宫正与我商谈，还说乔治可能因此而被降职。白宫中有人故意泄露幕后消息，令人感到非常气愤，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和女儿凯瑟琳都鼓励我迈出这一步，我妻子安妮内心非常矛盾。她曾三度成为“白宫弃妇”。她得知总统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时非常高兴（她很喜欢克林顿）。但她为我即将再度效力于政府而感到忧虑。“我们为什么不多花些时间再考虑考虑？”她问我，“这种感觉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她这么说不无道理。当我离家赶赴与希拉里和克林顿的深夜会议时，她说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决定，她都会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但很明显她并不高兴。那些为政府公务付出代价最多的通常是他们的配偶。我要感谢她，在紧随其后的政治风暴中她始终固守着我们的婚姻。
比尔·克林顿8 梦想与沮丧（6）
与希拉里单独会面时，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真的希望由我来出任这个职务吗？绝对是这样。比尔需要你的帮助，我完全赞同他的决定。从旁观者角度来看，您似乎正将您丈夫推向左派。这就是您的意图吗？。当然不是，媒体误解了我。事实上，我的大部分观点都很传统，尤其是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别忘了６０年代初我支持戈德华特。比尔控制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如此憎恨媒体？我并不是真痛恨他们，一开始媒体对我们很不友好，但我需要弥合我们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些，就像你能帮助我们沟通与共和党的联系。你是否考虑了华盛顿前任政府的要员？您为什么没请本·布雷德利和萨利·奎因在这个城市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们也认为该那么做，我们正考虑今年夏天在白宫举行一些宴会，但你也能帮助我们。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她的回答都很合情合理。
晚上１１点过后，我记得我们还在谈话，克林顿掩着疲惫的脚步走上楼来。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和克林顿就去了他的书房。克林顿向我倾诉他在华盛顿遭遇的困难，并问我怎样决定。他说这对他当好总统很重要，他需要我的帮助，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并且我们必须在当晚就定下来，明天一早好公布。这条新闻不会保密太久，我们的谈话已经泄密。斯蒂芬波洛斯与我是同病相怜，因为有关他的任职消息也被泄露出去了。我们不能等我度假结束再做决定了。
正当我疑虑重重，推三阻四之际，他却把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凌晨一点钟左右，我同意了。几个小时之后，即周六早晨７？押３０分，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乔治·斯蒂芬波洛斯还有我，我们四人一起走入了玫瑰园，宣布我的任命消息。
那之后人们常常问我：像你这样一个曾为三届共和党政府效力过的资深政要怎么能转向去帮助民主党的总统？我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很坦然。那天结束时，我想此决定是正确的。美国总统遇到了困难，需要我的帮助。
回顾住事，得承认有时我常问自己拯救国家的幻想已成为我的负累，我以为自己是谁？真能赤手空拳扭转乾坤吗？是不是总统的任命使我觉得受到器重致使我的自我意识失控了？也许其程度比我所承认的还严重。事实上，克林顿的白宫并不需要一个罗恩·兰杰式的人物来指手划脚，它需要的是一个富于从政经验和技巧的资深的官员，最好是来自民主党的，而且它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层领导集团。
我为共和党三届政府工作过，我深知有人会认为我背叛了共和党、缺乏信念。他们将会把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的最新成员这一标签贴在我身上。实际上，我内心深处也在同自己较量，问自己我的信仰与我效力的总统之间能否协调统一，而且不止一次。在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我与他们政见相同，但我中立的观点使我被排斥在里根的支持者——保守派之外，现在我又将被排斥在克林顿的支持者——自由派之外。由于里根的实权比他的言论更有力，因此那时我还安然无事。为民主党工作将更加艰巨，但如果克林顿拿出新民主党人的姿态，推行两党改革议程，我想我会没事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议程是新民主党的政策核心，它毕竟十分接近我个人的立场。如果克林顿偏离这个议程太远，我会重提考虑此事。
当时我更多地意识到的是其他一些情感因素，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了“为国效力、义不容辞”的观念。这次我面对的是一项特殊的使命，它直接来自于美国总统，总统认为不想让自己的职位岌岌可危，他的任职决定超越党派界限对我来说是个好兆头。纵观历史，当两党的领导层广阔合作，形成两党联盟时，国家通常运转得很好。我举一些较近的例子，二战中，罗斯福任用两位共和党人担任内阁重要职务；１９６１年，肯尼迪总统任命共和党人担任财政部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尼克松总统启用民主党人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白宫顾问，此后又让民主党人约翰·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长，他是尼克松最喜欢的人。而我加入了克林顿的白宫，我不是想加入到他们的阵营之中，而是承袭了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