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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用你的评价取代他的。相反，雇员应该让总统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克林顿夫妇都急于建立白宫新机制。一些变化只是表面文章，但在白宫的小天地里却是惊天动地的，比方说，任职初期，斯蒂芬波洛斯打算保持记者采访通道畅通，可是希拉里和苏珊·托马斯却想让他们躲到马路对面的老行政大楼里去。作为一种折中的方式，记者接待室和新闻署长之间的门封上了。记者们必须事先得到允许才能采访斯蒂芬波洛斯和迈尔斯。这个通道以前从来没有阻塞过，记者们对这种变化立刻觉得反感，斯蒂芬波洛斯和迪·迪也不高兴。
我和希拉里的第一次谈话，就谈到请她让人把门重新打开，她立刻就同意了。她甚至奇怪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做。尽管这只是个微小的举动，新闻界还是把它看作一个象征性的姿态，它预示着更美好的前景。接下来的那个阶段证明记者们的判断是对的，克林顿夫妇同意更多地和新闻界接触，还请他们参加了那年夏天的一系列宴会。克林顿因为感到记者们不再逼迫他，就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也恢复了他谈话时的轻松感。与新闻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在信心的鼓舞下，克林顿把视线同时聚焦于其他权力中心。较长时间以来，他只是把对外政策当作杂耍，好像他正在对外交政策专家说：我处理国事时，让世界上太平点儿！冷战时期，总统们一般得花６０％的时间处理外交事务。布什时期，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７５％。克林顿当政早期把这个数字颠倒了过来：国内事务占据了７５％的时间，外交事务的时间还不到四分之一。外国大使们对他们的政府首脑排不到克林顿的日程上去十分恼火。一架小型飞机在白宫草坪上坠毁后，人们开玩笑说，那是中情局吉姆·伍尔西局长想要得到召见。半个世纪以来可还没有哪个总统对偌大的世界如此淡然。
既然又出现了漏洞，克林顿只好更加听从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和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建议。他们告诉他说他有能力成为外交政策强硬的总统，但他得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来，不是修修补补。每天都应有一个全面的简报，应定期会见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每周还应与国务卿单独会面，他的日程表应把外交政策作为白宫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克林顿接受了其中一些建议。可他还是不积极地去仔细考虑外交事务中的问题，因此作出的决定往往是虽显得机敏却过于简单化。可毕竟他有所改进。一般来说，他最终能够处理好外交政策的大问题。
我们也在努力放缓白宫里的运作速度，以便减少混乱，让他有机会喘息一下，也好进行深入的思考。历届白宫政府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混乱。里根开玩笑说，他的白宫里能手也不知道其他的能手在做什么。但是克林顿的白宫早期的混乱令人难以容忍。爱整洁的副总统戈尔用了一个恰当的类比：我们就像１０岁的孩子在踢足球，没有人站好位，所有的人都围着球挤做一团。
的确如此。当总统准备到玫瑰园参加一个公众仪式时，因为这种场合总要邀请记者来公开提问，所以总有１０到２０名工作人员冲进总统办公室，转来转去，雨点般地扔给他一些相互矛盾的建议。一个人凑到他耳边小声嘀咕，另一个塞给他一张小纸条。所有这一切虽都是出于最良好的目的，但是对于那些习惯了共和党守旧风格的人来说，这是对总统的冒犯。
接下来的几周，克林顿又恢复到了最佳状态，他注意力更加集中，办事更加有条理。在我们的推动下，白宫上下齐心协力和外面的世界建立了更牢固的关系。虽车子润滑欠佳，但行驶得尚且平稳。更重要的是，他的自信心正在恢复。就像我们在华盛顿说过的那样，他变得越来越像总统了。这使他增强了信心：一定要把事业进行到底。
比尔·克林顿9 体会坐过山车的滋味（2）
胜利成双
上任７个月里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国会山上的那两次关键性胜利。虽然权力交接期间他已经着手从不断膨胀的联邦赤字出发，提出与严酷事实相呼应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但是就职的头几周，漫长而又混乱的内部斗争占去了他很多时间。克林顿对选民许诺要减少对中产阶级的征税，他的平民党顾问卡维尔、贝格拉等等要他信守诺言。希拉里一般在经济问题上站在他们的一边，她会说：“我们到这儿来，可不是要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消减共和党造成的赤字上的。”
但是鲍勃·鲁宾、利昂·帕内塔、劳埃德·本特森、劳拉·泰森，还有其他一些经济顾问劝他要先取悦华尔街，才能最终帮助中产阶级。他继承的是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赤字。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联邦政府未来几年的额外预算赤字将会达到３０００亿美元。除非他消减庞大预算其中包括了增税措施，否则就会把投资者吓得毛骨悚然，使税率一路攀升，或许还会陷入另一场经济恐慌。他后来对我说：“预算赤字是卡在国家喉咙里的一根骨头。要是不解决它，就干不了别的事情。我必须先处理它。”
因此在执政前期，克林顿号召严格执行预算。他要求增税而不是减税。为了尽可能减少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他把提税范围限定在前５％的纳税人身上。他也消减了大幅提高社会支出的计划。为了实践他的“首先考虑人民”的竞选誓言，他要求在以下几个项目中适度增加投资，如“良好开端计划”、增加儿童营养项目、收入所得税减税等，但是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得人心的领域减得相对更多。
他的初期计划有两点愚蠢之处：一是提出迅速花掉１６０个亿美元以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经济已经开始增长，因此共和党把它否决了。克林顿对我说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指望参议员罗伯特·伯德敦促计划通过，可此人看起来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克林顿说从现在起，他要自己操纵立法提案并学会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提案通过。另一个错误就是他提出一项新能源税，此前副总统戈尔已经提出。
但是总的来说，克林顿的预算计划是一揽子良好建议，通常情况下，两个党都会支持。这反映出他是想将实用主义带入华盛顿。他认为如果他做了“好事”，国人就会支持他，最终也会得到政治上的回报。到那时他就是美国政府老官僚们所谓的“好政府”人士。
初夏我到时，克林顿刚刚获得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预算草案的胜利，斗争比预想的要艰难，最后方案通过仍存在问题。共和党人已经联合起来反对他，大喊他的增税计划是执迷不悟，会使经济大幅下滑。民主党人也不欢迎该计划，因为动摇了他们的最终利益。如果要拯救这个计划，克林顿必须使他们确信这么做他们能从中受益。
与在白宫听到的各样说法相反，我的印象是，克林顿这个领域里干得正起劲。他的经济小组当然是由一些高手组成。他的立法小组在犯过一些小失误之后，也在逐步成形。办公厅主任麦克·麦克拉蒂和首席立法助理霍华德·帕斯特不仅从总统竞选成功获得当之无愧的信任，而且用高超的手段已经部署了对国会山行政资源的控制。财政部的二号人物罗杰·奥尔特曼在白宫建立了一个战时办公室以便每天关注预算审议情况。我不赞成用“战时办公室”来向共和党宣战，可是毕竟共和党没有人支持预算草案，所以我也就没说什么。我的时间都花在和麦克一起管好白宫上，当然也要树立总统信心。
同许多领袖一样，克林顿走投无路时状态最好，他着了魔一般做国会山的工作，一整天一整天地打电话，哄骗、企求、施压、许诺，用上了一切有效的手段。他去了解他所认识的新成员的一切，他是个一对一谈话的高手。这使我回想起林登·约翰逊对前国会同僚的“高超”手段，克林顿从来不像约翰逊那样去威胁人，但也采取了同样虚张声势的方式。在阿肯色州时，他对立法机构工作手段过于强硬，他们一度曾禁止他发言，某些国会议员可能希望他们也能暂时禁止他打电话。他打出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奉承，第二个才是正常通话，可是第三个、第四个呢？
克林顿手中没有围堰大坝，也没有军事基地需要保护，因此他也没办法换取支持票，况且许多民主党人不信任他，更不用说喜欢他了。但他能提出适合每个人口味的主张。他为一个计划可以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一项任命或正常变动考虑得更仔细。他还是个爱搞募捐的总统。要是这些手段都不好用，他还有一手，他是若干年来民主党入主白宫的第一人，若是让他执政第一年就失败，民主党是输不起的。于是民主党人一个一个地开始合作了。
克林顿那年８月的胜利非常勉强。众议院２１８票对２１６票，没有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参议院也是党派界限分明，投票结果是５０对５０，最后副总统戈尔投了决定性的一票。克林顿的命运系于一线。
尽管如此，预算案的胜利是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立法成就。企业界担心他是个挥霍无度的民主党人。但当他采取了谨慎步骤行事时，华尔街微笑了。他带上国会一同努力，华尔街上生意兴旺，更严格的预算控制，让艾伦·格林斯潘的联邦储备银行在降低利率时感到更安全。经济迅速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股市行情不断上涨。克林顿第二任中期时，格林斯潘宣布美国经济是五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早期的大部分经济增长期里，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落在了后面，随着劳动力的紧缺，他们的收入在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增长。财政预算由２０００亿美元赤字变为２０００亿美元的盈余。当然还需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克林顿并非只成就了９０年代的经济繁荣，他像里根一样赢得了实质性的信任和广泛的赞誉。
如果说预算案的胜利是克林顿执政第一年的珠穆朗玛峰的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算得上世界著名的阿那普那峰。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目的是消除北至加拿大北部南至墨西哥南端的贸易壁垒，使大约４亿人经济和文化生活更丰富。美国也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全球主导地位，走上一条高技术、高增长的前进之路。克林顿在竞选阶段就已经研究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表示有保留地支持它，这当然是代表一个“好政府”的做法。但这么做也有政治风险。克林顿政治基础的核心大劳工党反对态度强硬，许多环保人士对此也相当排斥。所以要是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告诉劳联—产联他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话，就像一个共和党候选人告诉基督教联盟他是人工流产合法论支持者一样。
布什政府已经谈好了协定的基础框架，再让克林顿去补充细节，当然其中尚有许多争议。克林顿指派他的老朋友贸易代表米基·坎特去尽力寻求最佳协定，同时留出了后路。如果坎特不能赢得大多数民主党人支持该协定，最好就取消这个协定。克林顿需要有一条退路。我到白宫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