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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谈话中，刘少奇认为只有在“单干”发展到一定基础上时，才能使个体经济在参加变工互助时是“真正的自愿”，没有经济基础，一切都谈不上，即使参加变工互助也是被迫的。而刘少奇所预见的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的确确出现了。
因此，刘少奇认为在变工互助问题上要慎重，因为变工互助是集体经济的性质，而这必须建立在个体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的“单干”是允许的。
那么，变工互助能否真正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刘少奇认为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要防止急性病”，两个阶段不能混为一谈，“转变得早了，是不对的。”
刘少奇这一主张，实际上与他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时期的构想是一致的，尽管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但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否则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谈不上。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在生产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这一转变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集体农庄否定了个体经济，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办”。因此，刘少奇指出，“在实行集体化时，个体生产在全国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村的集体农庄之中，则不能加入。”在工业化没有实现时，集体农庄是不能巩固的，“如无此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
对待剥削问题，刘少奇实际上仍然坚持在天津讲话时的观点，就是允许剥削。他把农村中的富农经济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来看待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刘少奇说：
现在还必须有剥削，还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就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
因此，富农经济还是重要的，要支持它的发展，“不要限制它，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
有鉴于富农经济的个体经济性质，允许它的发展，剥削、单干等问题都迎刃而解。因此，刘少奇提出：
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也不可认为反对单干的农民便是集体主义，因为他还无力单干，是不能去单干的贫农。
这不是自流，现在让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
什么才是放任自流呢？
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农民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去干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
刘少奇提出单干问题不能限制，这实际上是保证富农经济充分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由于生产资料还没有发展到取消单干、取消富农的程度，将来工业化实现了，“大家都用机器生产，他却硬要单干也是不会有的。”这就与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发展的蓝图构想统一起来了，农业的发展是基础，将会推动工业化的进程，工业化反过来就会加大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比重，就会使农业生产的集体化成为可能，就会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刘少奇一贯的思想，直到后来毛泽东提出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观点，才放弃。
因此，对富农党员，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甚至认为，“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现在他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刘少奇认为，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
但是，刘少奇接下来却说了一句让一些人抓住把柄的话：
因此现在的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允许党员单干，并不是我们鼓励他们去单干。
固然，刘少奇认为变工互助与富农党员问题都提早了，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农村形势的判断，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的批评，的的确确是欠妥的。因为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员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正如刘少奇所说的，允许党员剥削与允许党员单干和雇人却是两回事，允许党员剥削就在实际上承认了党员的利己主义，这就在根本上背离了党的性质和任务，说严重一些，是有使党变质的危险和倾向的。
对这一问题，刘少奇后来也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刘少奇解释说：当时主要是考虑华北、东北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需要有一个短的时间来安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而且当时实际上几乎还没有党员做新富农的事情产生。因此，虽然1948年有些地方提出了富农党员的问题，但是，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并不是紧急的，是可以等一个时候来答复的，因此，我主张暂时不答复这个问题”。到1952年6月的时候，农村的情况大体上已经稳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新的初步的发展，所以中央就处理了这个问题，发出了指示，明确规定：“无条件地开除不愿放弃富农剥削的党员的党籍。”
刘少奇的这一番话，是在高岗向其攻击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时说的。而东北富农问题是高岗攻击刘少奇的一个有力的证据。
这是因为，据高岗说，他收到刘少奇关于东北富农问题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曾经在北京面呈毛泽东。毛泽东给了陈伯达看，对刘少奇这次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正因如此，高岗敏感地察觉到毛泽东同刘少奇在富农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因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还说：“我在和个别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能说过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些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凡是说得不妥当的话，都应该取消或纠正。”
的确如此，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曾经评论说：“少奇同志的谈话，可能有个别话走了火，但本质上还是对的。”
在刘少奇作了这次谈话之后，毛泽东在征询了斯大林的意见后也提出慎重对待富农问题，将富农与地主看作不同的阶段来对待。斯大林也是这一观点。他向毛泽东提出，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要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可以看出，建国初期的富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涉及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问题，甚至关系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为解决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致电毛泽东征询意见和指示。1950年3月12日，毛泽东复电指出：
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显得特别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出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点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实际上就是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问题开始制定一个有章可循、有据可依的新的土地法。
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而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发表演说，论述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分析了存在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有利条件。关于土地改革，刘少奇指出：“东北与华北的土地改革，除绥远外，已经结束。河南及其他若干地区的土地改革，将在今年完成。若干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将依照人民政府的命令在今年秋后开始，并将在两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此，就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以充分的粮食和原料供给城市，解决工业发展的市场问题。”
这就是说，农民在土地改革后，生产增加，生活改善，购买力大大提高，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就大为扩大。这个刺激工业发展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条件，我们已经创造或者即将创造出来。现在农村中萎缩的购买力，只待完成土地改革，又有两三个像样的丰收年成，就将迅速恢复，并将逐步扩大，因而使城市工商业繁荣起来，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刘少奇还提出，对今后的土地改革应当注意的问题：“在今年秋后，在那些业已准备好了的新解放区，应该实行土地改革，但这种地区不应该太广。在战争已经基本上胜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应该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许多公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样也分给地主一份，而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除开农民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也不予没收分配。关于这些问题，新的土地法令将要加以规定。鉴于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在今后实行土地改革，应该完全是有领导的，有准备的，有秩序的，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因此，我们就不能急于要求完成一切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而必须分为几个步骤，分期分区地去完成土地改革。如果能够在今后三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那就算是很快的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1950年4月25日，邓子恢给毛泽东电报中说：“关于中立富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