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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对国内阶级斗争的论断，极大地影响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尽可能地同毛泽东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开始“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
调整工作继续，而另一条战线：阶级斗争，也很快提上了日程。刘少奇不得不拿出许多精力主持在农村、城市普遍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虽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大部分党内领导人的主要精力还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因此，毛泽东决定在1963年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和城市里开展“五反”斗争的问题。
1962年11月12日，刘少奇同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中组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
刘少奇说：执政党建设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当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
可以说，刘少奇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一直非常重视，对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一开始从未同阶级斗争方面相联系。
但是，中共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作了一番扩大化的论述后，对党内会出“修正主义”作了肯定的回答后，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
刘少奇也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了：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阶级斗争相联系。
1963年2月6日至9日，刘少奇主持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主要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问题，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作准备。
7日，当彭真汇报时，刘少奇插话说：“估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9日，刘少奇在会议结束时说：
要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来更难，而且人数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
12日，彭真作了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
接着，刘少奇讲话说：
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分散主义。
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和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一样。老的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采取赎买政策，还要他当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本钱比较大，有店铺，有工厂，有生产资料，而这些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候剥削来的，是破坏性的。
因此，要把“五反”运动看作是一个消灭新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看作是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
刘少奇在会议上说：“总是口里讲阶级、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的论争越来越激烈，促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更深了一步：党内“修正主义”正在加紧准备“复辟”资本主义，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重。
这就使阶级斗争、党内“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论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状况、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前途和方针等问题。
刘少奇认为，要把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中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
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
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于4月2日作为党内文件下发。
会后，城市中的“五反”运动试点工作开始。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与会者推荐了两个报告：一个是湖南省在农村开展以抓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个是河北省在农村中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的经验。
显然，毛泽东意在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28日，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这次会议后不久，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在这期间，从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准备一个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
毛泽东说，这个文件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
5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后来的《前十条》。
继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
对这次运动，毛泽东说：“这次是一次大考哩！”
但是，运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打人现象层出不穷，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
9月，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教训，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即《后十条》。会议后半段，刘少奇出访朝鲜，没有参加。
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的通知》，要求将这个文件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同时要向城市的一切人读。
10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后十条》草案。
刘少奇提议，将文件的名称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会议同意刘少奇的这一提议。
11月3日，刘少奇抵达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
在杭州，刘少奇同毛泽东就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方法问题交换了意见，决定要采取两种方法：扩大宣传规模，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17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动：实际上刘少奇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他曾经力主的阶级斗争不要扩大化，要在小范围传达的主张。
这表明，刘少奇在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毛泽东保持了一致。
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后十条》，随即由毛泽东签发全党。
《后十条》重申了要团结两个95％，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群众的前提条件，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区别阶级敌人同被敌人利用的落后群众，“四清”运动必须同生产结合，不能耽误生产。
但是，《后十条》基本上沿袭了《前十条》，有5个要点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四清”、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在这5个问题中间，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前十条》和《后十条》“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运动前一阶段的乱打乱斗现象，但《后十条》与《前十条》一样，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基本上保持不变，实际上再一次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
在《前十条》、《后十条》两个文件的指导下，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冬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铺开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机关，纷纷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下乡，指导农村的“四清”，并调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刘少奇支持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旨在防止修正主义的运动。他先后派出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夫人，也作为刘少奇办公室的秘书，第一批下乡。
1963年11月，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参加中共河北省委工作队，下乡到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刘少奇还派出其他几个秘书，甚至连自己刚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刘允若也陆续下乡参加了“四清”工作队。
1964年春节，王光美回家过年。刘少奇向她详细了解了农村“四清”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
王光美说：群众反映一些犯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同公社、县和地区的某些干部有牵连，在上面有“根子”。
刘少奇说：
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应该切实查一下上边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互相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表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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