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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全场的口号声顿时直冲霄汉，掌声雷动。
虽然工作组撤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受到工作组的阻挠而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冷冷清清”，势必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发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毛泽东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少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少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
他说：
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刘少奇没有想到，这次全会后，他真的下台了。
但他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毛泽东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再次对派驻工作组承担责任，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平地一声惊雷起。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